爱华网4月16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宣布将中国的信用评级维持在AA3，同时将评级展望从正面调低为稳定。这是4月份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第二次调低评级，另一评级巨头惠誉上周将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A-调降至A+。迄今为止，三大评级巨头之中，只有标普尚未作出调整，市场不禁有“狼来了”之感。 穆迪解释此次调低中国的评级展望，主要是考虑到地方债务膨胀的风险。据路透社当日报道，穆迪在相关报告中称：“中国失去正面的评级展望，是由于迄今为止在地方债务透明化和控制增速上进展不大；将中国的信用评级维持在AA3，理由是中国经济整体势头良好，中央财政状况充实，以及外汇储备雄厚”。 惠誉上周调低中国的信用评级时，给出了十分近似的理由。据彭博社报道，惠誉对中国的信用评级是A+，排在第五级；标普是AA-，排在第四级；穆迪上次调高中国的评级是在2010年11月，当时从A1调为Aa3。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地方债务的膨胀始于2008-2009年间，当时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信用扩张以刺激经济，在廉价资金的冲击下，诱发了投资泡沫等一系列的后遗症。地方政府建立的融资平台投资了无数低效益的项目，甚至“鬼城”，其收益根本不可能偿还银行的贷款。
若无意外，这些低效项目都将反映在地方债务甚至银行坏账中。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2年年末，中央和地方的债务总额为15万-18万亿元，约占GDP的29%-35%。但是市场更担心其中潜伏的风险，比如影子银行系统。彭博社报道说：“官方数据并未充分反映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影子银行系统”。路透社补充说：“中国政府已在着手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监管方认为表外业务的膨胀蕴藏着坏账风险，可能危及整体经济。” 在同一份报告中，穆迪指出了出路所在：“经济失衡会增加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政府应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对财政系统的宏观、谨慎、有效的管理”。但对于改革的前景，穆迪并不乐观，这份报告预测说：“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内，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完成结构性改革，以改善其评级。” 毋庸置疑，穆迪和惠誉调低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可能引爆积蓄已久的对地方债的忧虑，在市场和政策界引发激烈回响。但事实上，将成为各方焦点的地方债，不过是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作为地方债的始作俑者，地方政府也只是中国整体制度环境中的被动角色。 回顾历史，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导向，地方层面创新迭现，中央层面的制度变革随后跟进。到90年代以后，改革导向出现转折，分税制稳定了中央财政，同时也弱化了源于财政困境的制度变革压力。90年代后期，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在许多关键领域遭遇瓶颈，甚至停滞不前。 由于大的制度环境缺乏突破，导致经济领域创新动力不足，增长疲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刺激就业、社会稳定的多重压力，最后被迫以城市化为突破口。因此，“经营城市”的概念在90年代后期受到地方政府追捧，并不是偶然的。 在“经营城市”的概念下，地方政府积极进入经济领域，建立融资平台，加大杠杆，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以此提高土地出让价格和政府收入。总体来看，这一模式可谓利弊参半：在拉动经济和基础设施升级方面，效果有目共睹；由此引发的高房价、资产泡沫和社会焦虑，已被多方关注；而更大的问题是，地方债务的膨胀难以抑制，而高杠杆和银行部门的深度介入，会大规模放大风险，最后诱发系统性问题，这就是中国信用被降级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