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2005年9月5日在北京正式开幕。6日，来自6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讨论了“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就如何建立预防和打击腐败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围堵外逃贪官引起热烈的争议。（《据统计我国4000名外逃贪官卷走50亿美元》，2005-09-07 中安网）此间《竞报》9月7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4000名中国贪官通过各种渠道逃到国外，最保守的估计，50亿美元被他们卷走。”刹时间，人们将此次会议与中国反腐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是的，反腐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它的国际性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经济腐败不仅仅发生在个别国家，它事实上是全球性社会灾难；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腐败与犯罪，往往与国际经济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没有国际性的联合，反腐将成走不远，走不深，更走不彻底。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世界各国对全球联手反腐达成的最新共识。《公约》首次在国际层面上建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机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将形成一个追捕外逃贪官的浪潮，外逃贪官们将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围堵。将中国的反腐放在国际背景下来运作，广大老百姓自然感到欣慰。
然而，人们仔细一想，也感到丝丝忧伤。因为到了法律层面上，即令是全球联合对付腐败，那已经是事后的打击，是对已经结出腐败犯罪恶果的制裁。如果我们能在腐败的萌芽状态，在腐败风生水起之时起将其灭掉，那我们不仅可能减少经济损失，也必将挽救一大批领导干部。事后打击固然必要，有如割韭菜，割罢一茬又长一茬，因为并末刨根。那末，我想再次大声疾呼：从腐败犯罪的源头抓起，从源头上打造反腐机制。唯有从经济机制上反腐，才是治本。不错，我们既要抓对社会疾病的医治，也要抓对社会疾病的预防。在很大程度上讲，预防胜于医治，预防重于医治。
这就是所谓的机制反腐，即治本反腐。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组“机制反腐”的文章（《机制反腐》1995.8.4《南方周末》；《节制权力资本,实施“机制反腐”》，1995.7.18《亚太经济时报》；《权力资本化与机制反腐》，《改革内参》(国家体改委)1995.6）。在我看来，有没有一种反腐败的经济机制，是斗争成败的关键。结合今天的现状，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如何在源头上进行机制反腐。
反腐败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法制，还涉及到道德、教育、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们更关注反对腐败的经济因素。或者说，更关心如何在经济机制上堵塞腐败漏洞。那末如何形成这种经济机制呢？
首先，应当有一个公权制衡机制，即严格限制权力成为掌权者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立份额，使任何持权者都不能孤立用权而不受到监督，使公权在监督的阳光下不被私用与私有。这是防止公权私有化的基本前提。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必须以个人所有权即私有权为前提。权力不被掌权者个人支配，自然制约着权力商品化。
其次，应当有一个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即割断公权与利益的联系，使政府与党务行为真正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你为人民服务，办事是应该的，你不办或缓办我依法告你不作为、告你赎职。公共产品不是商品，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能值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纳税人付钱支撑的。凡是以公共产品谋利行为，都是违法的。
再次，高薪养廉与提高腐败成本。从国外与境外的行政经验来看，提高公务员的薪酬，使之家庭生活相对丰裕，是降低腐败的行之有效的举措。虽然高薪不一定都能养廉，但高薪可以降低腐败的比例。与此相关的是，提高腐败成本，即增加腐败的难度，提高腐败分子落网率，加大对腐败的打击、惩罚力度。让腐败份子想到反腐就不寒而栗，一旦事发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
最后，推进经济民主进程，形成全民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机制。扎根于经济活动全过程中的群众性监督机制，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民主特色。我们有理由寄希望经济民主！
腐败现象的严重性，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如此，我对前景仍持谨慎乐观态度。我相信：盈亏相济，善恶相济。我不是诉诸轮回观，而是借语说明：如果把人民看成一个纵横交织的恒流，那自主的民众就是如来佛，罪恶永远跳不出他的手掌，因而必然恶有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