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世纪世界经济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市场化的推进过程,市场化的直接结果似乎是国家观念的淡化,欧盟的形成与崛起就是一个例子。但经济全球化是按资本主义一套规则推进的,经济全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剥削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产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消除了壁垒,在此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经济全球化中富国开发了穷国市场,而富国对穷国却关闭了自己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仍然朝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方向发展,例如资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失业增加、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等等,都进一步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预言。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南北发展的差距愈来愈大。北方发达国家富者愈富,南方发展中国家贫者愈贫。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日平均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世界有54个国家越过越穷。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有关资料显示,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均收入,是30﹕1,而今天已上升到74﹕1;1820年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是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3倍,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却变成了1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8日在北京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过去的30年世界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如果不算上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实际上是倒退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交换,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变成廉价资源的供应站、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又为这些最贫穷的国家设立了世界最高的贸易壁垒。全球化不一定能给发展国家带来幸福。现实向人们提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面对垄断资本咄咄逼人的扩张,穷国怎么办?穷国如何借势崛起?
中国的经验是:既不回避经济全球化,也不盲从而让人宰割,而是勇敢地进入经济全球化大潮,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世人称之为“北京模式”。“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对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如何对待“国家”这个问题上。
“华盛顿模式”即人们常说的新自由主义。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不想走这条路,而是走了一条新路,依靠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像这次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的:依靠增强国家能力,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和投资机会,加速发展进程,机智地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和平崛起中融入世界经济。
什么是国家?古今中外有种种说法。列宁说,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按地区划分它的管辖的居民和统治范围;二是国家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是特殊的强力机关。
“国家”干什么?国家的政治职能:必须抵御外侮,必须在阶级和群众间扮演中介和相对自主的平衡角色,而尤其重要的,乃是只有它具有能力来维系人民的生存条件,包括抵挡自然灾害,替人民的生活世界打造出基本的医疗、救助、保险、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的网络。国家的经济职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根据马克思理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新的社会制度”。国家的职能,在新的历史条件,已从政治延伸到经济;从国内延伸到国际,经济也成为外交的重要内容,国家的内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还成为破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企业正当利益的捍卫者,是融入经济全球化时力量、资源整合的主导者;同时国家的社会职能也随着时代的演进,强化了作为“阶级和群众间扮演中介和相对自主的平衡”的职能,旨在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的国际环境。但这样的“国家”概念遭到美国的唾弃。美国认为国家是效率的敌人。所以在近20年,特别是美国在布什两代当政的将近10年里,却已到了快速解体的阶段。用学术语言来说,它可称为“自由主义的极端保守派”,或叫“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企图用“市场”来取代“国家”。它宣称一切“国家”、“政府”、“公有”的部门皆缺乏效率和能力,只有“公司”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保守政党以其所具有的中央权力,和大公司的共利共生关系开始强化,“国家”日益成为大公司的工具,为了霸占中东石油需要,不惜制造借口,入侵伊拉克;为了军火商的利益,不惜霸占台湾,使台湾成为不和不统的局面,为军火商开辟销售市场。而当“卡特里娜”飓风袭来,人民和地方政府在需要帮助时,都愈来愈看不见“国家”的影子,以致公共设施和社会安全日益倒退,造成损失超过几千人的大灾难。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不能让国家沦为大公司利益的应声虫,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垄断资本。
概括我们的观点:
(一) 在经济全球化中,要发挥“国家能力”。
什么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意指政府解决冲突、完成国家目标的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两件大事。一是欧盟的演进和成立,二是东欧、前苏联和阿根廷等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去年5月1日,欧盟从15个成员国扩大到25个成员国。在当时新入盟的10个国家中,有8个曾属于原经互会的势力范围。它们加入欧盟,不但成为欧盟历史上的最大一次规模扩大,欧洲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分量更重,为欧洲建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随之又实行了统一货币——欧元,欧洲的建设是大大迈进了!人们欢呼:“纯国家主权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在后来几次欧盟宪法公决受挫,以及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暴露出来的意见分歧看,“纯国家主权的时代结束了”的结论是下得太早了。苏联、阿根廷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还不到消亡的时候。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经济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是国际资本扩张过程。我们参加经济全球化后,面对的是强大的国际资本。[英国《卫报》网站1月27日文章]题:[自由贸易使世界的粮食落入大公司手中] (作者 约韩8226;比达尔)一文中引述:“《行动援助会》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目前30家公司控制了世界1/3的加工食品;5家公司控制了75%的国际谷物贸易;6家公司把持着全球75%的杀虫剂。”“报告发现,两家企业掌握着世界上一半的香蕉生产,3家企业垄断了世界85%的茶叶贸易,而现在,仅沃尔玛公司一家就控制了墨西哥40%的食品零售部门。”“孟山都公司控制着全球91%的转基因种子市场。正是由于美国、英国和八国集团的其他国家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雀巢、孟山都、联合利华、特斯科、沃尔玛、拜耳 、嘉吉 等家喻户晓的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都有极大的提升。并购和产业联盟的浪潮将市场的大权集中在极少的几家公司手中。”“贫穷国家为了进入世界市场,处处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它们除了用高额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外,还把本国剩余的农产品倾销到世界市场上。他们给农产品大额补贴。如果没有高额的农业补贴,这些产品根本竞争不过泰国的大米、印度的黄油和印尼的蔗糖。根据华盛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保守计算,工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第三世界带来了400亿美元的出口损失。其中,超过50%的损失由欧盟的农业政策造成的,大约1/3由美国造成,1/10归因于日本。”
拉美国家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进行改革的。当拉美这些国家把国门一下子打开后,国际超级巨头凭借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横扫拉美市场。拉美市场出现了剧烈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超市被外国巨头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放弃土地,他们或是到城市里去寻找机会,或者踏上了绝望的偷渡之路。结果,城乡间、贫富间的差距更加扩大,进而不断积聚演化为社会矛盾。特别在农村,当外国巨头越来越多占领超市威胁到农产品出路时,农民们也曾自愿组织起来与外国巨头谈判。但由于外国超市的实力太雄厚了,拉美农业生产者的谈判能力根本无从谈起,80%都以失败告终。拉美的农民不得不从大城市退到小城市。《钱江晚报》2004年12月30日席雪莲在《国际连锁巨头控制本国零售业,拉美农民濒临破产》一文中写道:“马里奥8226;钦奇利亚的脸被一顶破旧的草帽遮盖着,看不清表情,但他的焦躁却是那么明显。眼看着田里的西红柿都已经成熟了,却无人问津。如今在危地马拉,人们都喜欢去外国人开的超市,那里的西红柿个子大、漂亮,还便宜。”听听农民的呐喊吧,这就是学习“华盛顿模式”的结果:招进了跨国巨头,而又没有实力去面对,只好让他们攻城掠地,农民们最后还是无路可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新保护主义的围堵,争取自己的独立与解放,在经济全球中必须发挥“国家”的作用,提高国家能力,整体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以求生存和发展。
(二)国家与市场并不是对立的。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之间的观点一直相对立。我们不主张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因为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都存在着市场的失败,只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看的手”不可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因此,还必须靠政府调控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要谨慎处理好国家与市场间关系。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说的,国家与市场应是协调而非对立的,高功效市场需要坚强国家行为。但是在前一时期,由于政府不恰当的干预惹出了很多麻烦,造成了很大损失,许多人一提到行政干预,脑子就发麻,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我们既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的使命让政府去完成,但政府不应该去插手企业行为。因为政府的职能与市场功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府是国有经济的政府,也是民营经济的政府。政府的职能具有公共性、普遍性、非盈利性的特征。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想象一个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而能长期存活下去。企业又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要去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以市场就要维护公正、公平;市场要有规则,有仲裁人。政府就是规则的制订者和仲裁人。为了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应该凌驾在社会之上,履行的是市场管理者和监督者职能。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如果把市场比作竞技场,则政府是裁判员,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换句话说,国家的作用要恰如其位。
政府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也不要侵犯市场的权力。市场制度的核心是自由价格制。现在我国的土地、劳动力、利率等生产要素中,许多还是由政府说了算,限制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在宏观调控中,由于过多运用行政手段,其负面影响不能忽视。总之,凡是能由市场解决的,就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的职能则回归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国家与市场是可以共存、互补的。
三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新的使命是。
(一)立足全局,优化资源配置。我们当然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有一些项目是个人无法胜任的。这不仅因为耗资巨大,牵涉的范围广阔,情况又复杂,近期效益不一定很好,必须由国家出面承担。也只有国家能够站在全局上考虑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例如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已经累计投资88。9亿元,其中从格尔木至拉萨,长1142公里的线路上,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这项耗资 巨大工程,在建设中遇到了工地气温低、高原缺氧、永久冻土等问题,还有地震、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等难题,许多人都说通到西藏的铁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有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12公里宽的河谷,上千公里无法承受铁轨重量的冰雪;而且,谁可以在零下30摄氏度的岩石中钻隧道,在吸氧才能走路的情况下铺设铁轨?可是中国却建成了!青藏铁路的建成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联系,改善了西部大开发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也为通向世界多了一条陆路通道,打出了又一张“国家品牌”。
三峡工程打的又是一张“国家品牌”。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将达到221。5亿立方,相当于4个荆江分洪区的可蓄量。遇到特大洪水,调节三峡库容就能有效调控洪水,保护长江下游至少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耕地。它的发电量相当于18个核电站,它能满足中国庞大的用电量的1/20。如果加上长江上游的继续滚动开发,三峡工程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会远远超过设计的考虑。三峡水利工程总投资高达240亿美元,历时13年,三峡工程光移民就有上百万村民,没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国家来办,有可能吗?
此外,全国还有南水北调、东气西调等十大工程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看,无论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发展效益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等方面综合考虑,更是了不起的。
(二) 只有国家能最大限度集中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整合队伍破解跨国公司的挤压。现在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这种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国家品牌的竞争,政治、经济、军事综合的竞争,不能空口说白话。必须依靠国家整合各方资源,整顿好主力队伍,破解跨国公司的挤压,走向世界。2004年前我们还没有化工集团,政府大笔一挥,调拨了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成立了中国化工集团,居国内乙烯生产商的主导地位。随即化了短短几个月时间收购了欧洲最大的动物营养添加剂生产商安迪苏公司。此后又收购了澳大利亚主要的乙烯生产商凯诺斯公司,即把目标海外市场上“能够立即发挥领袖作用的地方”买下来。从而建立起有与跨国公司对抗的销售网络和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渠道,改善产业供应链,从而提高我们国际竞争力。
(三) 运用国家综合国力,创造条件,领航、护航企业走向世界。世界经济变幻莫测的复杂性需要国家领航和护航。一国的生产,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更多牵连到国外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甚至还有文地理因素,社会的环境条件因素。经济利益是一种战略利益,国家间为经济利益而合作、而争斗甚至兵戎相见。在全球化时代,获取资源特别是能源、占领或保护市场、谋求投资与技术,都是旨在实现国家利益行为,需要国家领航与护航,单个企业难以左右。有鉴于此,在中国,以致更多的国家兴起办国有企业的热潮,又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在加强国内一些公司的控制的同时,还积极向海外拓展。为此,西方惊呼这是对30年前发起的私有化运动构成了挑战,引起冷战思维国家的警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统统摆上国家议事日程,经济外交成为一项重头戏。石油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美国就是用控制石油供应以遏制潜在对手,因此开拓并稳定石油供应是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任务。我们不仅力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并且要十分注意石油的运输多渠道。现在我们石油90%石油运输要经过马六海峡,安全不大有保障。新建的中国境外能源大动脉逐步形成。其中,东南向通道以海运动为主,西、北向通道以陆路管道运输为主,构建成十大通道。南向通道:主要指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通道,共计四条,其中有一条通过马六甲海峡的通道。北向通道:指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通道,共计4条,其中就包括泰纳线。东西通道:东向为从中南美洲到中国沿海的海上运输通道,西向为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至于新疆独山子的陆路原油输送管道。经济全球化反映的国家关系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充满了对抗与合作的两重性交织纠缠在一起,国家的作用当然摆在首位。国家在发挥作用时,国有企业就成了一支可靠的、得心应手的突击队,丰硕的国家外汇储备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三者巧妙结合,可以相信挺进国际市场中,我们定会爆发新的活力。
新的国家观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萌芽、发育、成长,在经济全球化中注入了新的生命,政府也从“守夜人”变“为主持人”,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资源配置进入了新的境界!
企业对国家的期待是多方面的,有硬实力的期待,有软实力的期待,更期待国家正确的战略决策。
因为,经济济全球化时代是国家经济利益深刻调整时代,互相排斥的利益与相互依赖的利益交叉在一起,对抗与合作交织在一起。发达国家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会儿讲开放,一会儿又搞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常常又联合在一起,对付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既充满了机遇,又蕴藏着危机。所以我们要发挥国家作用,全力以赴去开拓国际市场,但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在某种角度看,坚强的、富有活力的国内市场,是国家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作为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外贸总额在短短的16年的时间已从1000亿美元增长到10000亿美元,对外贸的依存度也一路蹿升。200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伴随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上升,外贸依存度达到了近80%;而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的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至于20%之间。我国外贸依存度大幅上蹿,固然与外国在华独资企业近年急剧发展有关。但是外贸依存度过大,不仅风险增加,也增加了外贸中磨擦,增加与国内企业的矛盾。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已成当务之急。市场既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又可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市场。那些热衷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喜欢搞技术封锁的人,会因此失去商机,失去中国的市场。国内市场的开发重点,一是农村市场,二是产业升级。而与前述两点关系密切的是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市场难就难在农村产业开发难。农村产业开发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就富不起来;农村富不起来或者富得慢,农村市场发育就慢;农村市场发育慢,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就有限。与市场发育有密切关系的,是人们的观念。我们是一个穷怕了的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有150年了,我们有5代人,没有吃饱过。所以中国人一见面就问:你饭吃过了吗?在老一辈人的眼中,有钱就要积一点。所以我们的储蓄率特别高。有近50%,而美国仅1%。现在我们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还不完善,人人还有后顾之忧,在许多人眼里储蓄还是一个上策。但对我们拉动内需不利。要改变这一观念,需要长期的努力,不要让传统观念拖了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后腿。与农村产业开发的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解决农民贷款难,城市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现在国家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革步伐加快,而无论是农村或城市,中小银行的发展仍然举步艰难,有关方面仍然把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希望寄托在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思想,转变作风上。至于效果如何,有待分晓。如果国有商业银行态度转变有限,而中小金银行又没发展起来,则金融服务出现断层的情况是可能的。它将深深影响国内市场的发展与产业的升级。
经济全球化是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广泛,那样重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已从一个“守夜人”变为一个“主持人”;从被动的“调解人”转变为主动的“干预者”。(2006年7月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