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前发表报告称,到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将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面对这一“喜讯”,有人却表现得忧心忡忡,因为这背后存在着三大隐忧:第一,中国产品出口得以不断攀升,原因在于其“生产成本低廉”,而生产成本低廉意味着工人工资极低,这也就意味着工人受到了盘剥;第二,中国产品出口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以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加剧为代价的;第三,中国缺乏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自主产品,只能走简单加工赚取微薄利润的老路,“走上依附型的发展道路”。 显然,这种忧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追问: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国家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样一件“好事”,反而值得忧虑?魏文没有对此作出直接回答。 魏文提出的三大隐忧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地位?换句话说,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这个环节能够分到多少利润?只有中国制造商获得的利润多了,工人才有可能从中分到更大的份额,其待遇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当然,工人待遇的提高,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工会能否真正帮助工人保障自己的权利?);也只有这样,厂商才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投入到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中去。 简单地说,利润等于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因此上面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产品,如果其档次和技术含量基本保持不变的话(因为产品研发和品牌培育绝非一日之功),在国际市场上有没有提价空间?答案是没有。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有二十几年,中国产品早就进入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基本上完全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了,目前的价格已经是(或者很接近于)国际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均衡价格意味着,商品稍一提价就有可能导致销售量的大幅下降。这也正是人民币仅仅升值2%,就导致了中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工厂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的根本原因所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廉价劳动力不仅中国有,印尼也有,缅甸也有,越南也有,而且他们那里可能比中国更廉价,中国制造商不愿生产出口这些“低价商品”,订单就会跑到印尼、跑到越南去。 第二,中国产品在国内的生产成本能不能压缩?要压缩成本,不能再走压低工人工资的老路,而只能去试图压低上游原料、能源、电信等基础服务的价格,压低政府公共服务的价格,降低各种制度费用。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这些都不容易。例如,前段时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全部利润有47.4%来自前十家企业,而这前十家企业全都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同时500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只有1.05%,而摩托罗拉这一比例是10%左右,微软更高达20%到30%。这说明,它们之所以能获取超额利润,完全是凭借其资源垄断地位,而不在于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有多高。毫无疑问,这些垄断企业所获取的利润,就是下游“中国制造商”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中国制造商们既然必须为垄断企业“创造”巨大的利润,他们自己的利润空间也就极为有限了。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开发核心技术,不能培育自有品牌,也导致工人不能分享到更多的利润。
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可以看到,要提高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价格,有赖于核心技术的掌握和自主品牌的培育,而要开发核心技术、培育自有品牌,其前提是中国制造商必须有足够的利润;但是,本应由中国制造商享有的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却“贡献”给了掌握着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或者消耗在高昂的制度运行费用上面了,而要化解这些问题,有赖于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未来“第一出口大国”的隐忧,根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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