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北京共识是对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否定与超越，其含义有两层，其一是发展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显示出其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发达国家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自主性，为发展中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树立了榜样。其二是转轨的意义：中国经济转轨的经验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转轨国家的破产，在实践层面推动了转轨经济研究的转型；同时，中国制度变迁之路也给新古典主义提出了解释难题，为演进主义范式的兴起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当然，北京共识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语境，而不能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北京共识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自身的局限，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不断的发展中去完善。
关键词：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经济转轨
一、北京共识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主导性发展理念的演进过程可以高度概括为：先是“莫斯科共识”（大约是1950年代-1970年代早期），接着是“华盛顿共识”（大约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到了21世纪初期，“北京共识”成为全球性话题。本文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两方面来考察的“北京共识”的历史背景。当代意义的“发展”作为一种范式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1。
（一）发展模式的演进。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看2，经历了30年的经济起飞、10年的经济停顿和10年的危机三个阶段，到20世纪末，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战结束以来先后出现过这样几种发展模式：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中国模式。（1）苏联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苏联的两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指南的斯大林主义3，它在50-70年代深刻地影响了前苏联、东欧、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照对象”，其经济主导思想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范式。（2）拉美模式是“华盛顿共识”第一块试验地，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人民日报.2003.11.6，第13版）可以概括为：改革进程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改革进程充满“不协调综合症”，改革的社会成本很大，改革进程伴随着频繁爆发金融危机，改革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3）东亚模式。其显著特征是先“奇迹”后“灾难”，可以说是在“华盛顿共识”与“亚洲价值观”的调和与冲突中产生。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斯蒂格利茨（1998a）认为：东亚成功的经验是建立在多种因素的结合之上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一个市场导向但不乏政府积极干预的、有利于技术引进的环境中，高储蓄率与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积累相结合的作用（卢荻2001.222-223）。同样，东亚金融危机也是上述两种理念的变种，其原因有两类解释：一是将内因与实体经济联系在一起，二是将外因与金融领域联系在一起。韦德&范纳罗索（1998a）认为，东亚的居民高储蓄加企业的高负债体制，抵抗系统震荡的能力特别脆弱。尤其是当震荡表现为高利率、货币贬值或总需求萎缩。克鲁格曼（1998b）说得更直接：有关亚洲危机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而最直接的导因却是清楚不过的来自世界资本市场。（卢荻，2001.206）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种发展理念及其评价。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先后出现过以下几种发展理念有：莫斯科共识、华盛顿共识（1990）、欧洲价值观、后华盛顿共识（1998）、亚洲价值观。“莫斯科共识”因其效率问题早已被理论界所抛弃，而且在20年前就被边缘化了，故不再对其论述。这里主要讨论“华盛顿共识”及其后来者的挑战。
1.“华盛顿共识”及其挑战。（1）“华盛顿共识”。由原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1989）撰写的《华盛顿共识》系统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赵晓，2004）。这10条政策可概括为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的存在三方面的误导：理论误区、目标混乱和政策误导（田春生，2004（78）：11-13）。其理论误区在于认为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的狂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所谓目标混乱，是指新自由主义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而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民主化是不是最重要的制度值得怀疑，因为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抑制专制，另一方面还需要控制无序。至于政策误导，就更明显了，上述“三化”不是对症下药。华盛顿共识对转型经济的理论是的偏差为后华盛顿共识提供了新思想：产生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2）“欧洲价值观”。全球主流发展理念的“华盛顿共识”首先遭遇的挑战就是“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欧洲价值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赵晓，2004）。
（3）“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更有力的挑战来自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199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它所倡导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包括两个基本元素：改革的总体不确定性和互补性以及政治约束，就是说要在改革的可接受性和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之间实现均衡，而非简单地比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优劣（叶祥林，2004）；它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4；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强调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可归纳为；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引进或生产率提升，而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不是所谓自然发展途径所依赖的、建立在明确界定的生产函数假设上的比较优势阶段论；二是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三是国家干预是配合市场而非取代市场。（卢荻.2001：223）。
（4）“亚洲价值观” (Asian Values)。“亚洲价值观”5以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对抗西方新自由主义。这种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社会管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含有大量不同于西方的观点和立场，它以家庭伦理和集体伦理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个人纪律与社会稳定为辅助，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中心，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东亚发展经验中，“亚洲价值观”对东亚奇迹的阐释就是强调所谓的“亚洲次序”6。不幸的是，东亚奇迹因为官商勾结、法治缺失、金融脆弱而最终破灭（苏仁彦，1998）。东亚神话的破灭也使东方国家对民主法治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暂时的繁荣不一定带来千年昌盛，民主法治是通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对此，阿马蒂亚.森（2002）的结论是最好的诠释，他认为，政治自由、透明性自由和防护性自由则做得并不成功，这也是诱导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并显得较为严重的根本原因。
2.针对华盛顿共识的思考
新自由主义的斑斑劣迹受到全球性的“讨伐”，曾经被诅咒为“敌人”、“毒药”、“灾难”，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虚假的“同质性模式”7。辱骂和诅咒不能解决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困境唤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觉醒。1998年4月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智利首都提出“圣地亚哥共识”8，内容包括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加强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完善民主制度等主张。波兰在1993年后的改革抛弃了“休克疗法”的激进私有化方案，转向国有企业的商业化、竞争性政策和培育新兴私有部分，取得了的不小成就，被称为“没有休克的疗法”，得出的结论是：“休克疗法”是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混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刘志铭，2001）。
归纳起来，拉美及东亚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启示有以下几点：（1）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要注意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又要避免急于求成。（2）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各国普遍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故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金融安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4）改革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善。（5）经济改革应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6）改革进程中，即要主要经济增长速度，又要重视经济增长质量。（7）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要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和远国企职工的利益。（8）重大改革要反复论证，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有利于改革的推进（人民日报.2003.11.6，第13版）。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都不能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具有浓厚的福利资本主义色彩的“欧洲价值观”和儒家思想色彩的“亚洲价值观”，由于缺乏持续经济增长的实践背景，都不足于实现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
（三）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在毁与誉中走向自信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考验：89风波、97亚洲金融危机、99入世。由于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的改革在西方世界倍受怀疑和指责的环境中坚韧地面对挑战，并以实际行动和骄人的经济成就做出无声的回应。这十年中，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份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中国盛世论”等。在西方主流学者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对自由市场信条的质疑。所以，在所谓主流系统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种论调：只要耐心等待，早晚还是可以见到经济灾难降临中国，作为对它偏离世界主流规范的惩罚。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同时包含着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过去20年的成就应归功与后者，积累的问题应归结于前者；当中国经济转轨从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将会超过成就。因此，他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前景即使乐观地看也不明朗，更有可能的是将出现危机（卢荻，2001：4）。如在2000年前后，克鲁格曼说：看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就像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罗斯基认为：能源消耗萎缩不可能支持高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发展事务巨头机构也曾向中国施加压力，然而，中国坚持走特色之路，今天的经济成就成为不辩自明的事实，中国模式正在引起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大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对中国模式给予赞许。正如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所说，“中国的试验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试验，中国在走自己的路。”
二、“北京共识”的基本思想及其中国语境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北京共识的提出则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拉莫（Joshua.Cooper.Ramo）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他对中国20多年经济发展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榜样。随后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关注“北京共识”这个新概念。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4日）、英国《卫报》（5月27日）、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分别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和《中国：亚洲的地平线》三篇文章，对中国的渐进改革和自主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从开始的不被看好，到90年的“妖魔化”，再到21世纪初的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一）“北京共识”的基本思想。拉莫（2004）认为：“北京共识”推翻了私有化和贸易自由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邮购的“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其基本思想是：（1）拉莫把北京共识的内涵概括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如台湾）；深思熟虑，不断积聚能量以作手段（如4000多亿外汇储备）。（2）其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因此，北京共识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慎重原则、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4）中国模式的特征是：不受银行家的意图驱动，切合基本需要并寻求公正及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在策略上，要求私有化、自由贸易等进程遵循极为谨慎的原则。（5）“北京共识”展示了三条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6） “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具有某种反弹的动力能量；通过本地化使仿效者在本土实现增长的连锁反应；中国的经济崛起犹如磁石吸引铁屑，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一致起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核心概念——创新、不对称性、注重平等、探索有关公民地位的新思想，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己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不至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行自决。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在于：华盛顿共识的特点是强调（1）控制与依附；（2）同质性与单一模式；（3）认为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演进、和谐、乐观。而北京共识的特点是强调（1）自主与创新；（2）多样性与目标相对模糊性；（3）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应是适应性调整、整合转型冲突、具有忧患意识的过程。“北京共识”之所以成为“共识” （何恒远,2004）是因为：（1）它代表了发展中大国如何在发展进程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2）尊重多样性和选择权，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形成自身经验和特色的基本要求。
（二）“北京共识”的中国语境：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概括
关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伊琳娜.示夸田2003年6月9日撰文，提出学习中国“不强加于人”，不狂妄，不动声色地加强自己，增强国家实力来影响外部世界，影响整个东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控制市场+现代化技术管理9。Stiglitz（1999）认为：中国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等到产权界定清晰之后，才去引进外资或刺激国内投资。国内有人把改革的成就归结为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在改革中保持了相对均衡(张宇, 2001. 183)；有人把渐进式改革的经验概括为“特殊改革方式” （张宇, 2000）。如林毅夫(1994)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中国改革成功在于发挥了资源比较优势，选择了一条低代价、见效快的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1997）认为，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还有学者（樊纲，1993）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动相结合；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一个收入增量，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示范，减少改革的学习成本。对于渐进式改革方式特点的上述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路径；但是，它们都是在改革的目标相同而且确定的假定前提下围绕着改革方式的差别而展开讨论的，而没有深入考察改革过程与改革的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张宇（1997）则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约束下的市场化，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关系是支配中国渐进式道路的普照之光。卢荻（2001）则从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变革性增长”（transformational growth）。
关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不管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在深层次上，可以归纳为“渐进-制度观”。这种基于中国具有儒家文化传统和计划体制色彩的经济转型之路，所形成的过渡政策、路径和指导思想被西方学术界概括为“渐进-制度观”， “渐进-制度观”的基本思想10是：重视转型的初始条件；强调制度（政府）的作用，转型是长期发展的工具；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保证了对改革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支持；对于局部改革，取决于改革的顺序；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具有互补性，并有内在顺序性；强调社会文化传统对转型的影响；认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转型被认为是渐进主义或增量主义改革。渐进改革的路径（张宇, 2001：140-175）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强制性与诱致性、部分与整体、双轨过渡、改革、稳定与增长、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开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改革的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选择（张宇，2001.192-213），主要表现为：集中的权力结构与分散的市场化之间的矛盾产生渐进改革的悖论、双重体制的摩擦与转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国有企业改革、三元结构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三、北京共识的普适价值及自我超越
北京共识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容本身。对于北京共识的普适价值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对中国模式（经验）在价值层面的认识问题，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11，持怀疑态度着主要观点有：或强调其特殊性、或强调其阶段性，持肯定态度者则看到其抽象意义和挑战性。
（一）科学把握“北京共识”的普适价值。
如何科学地科学把握“北京共识”的普适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课题。“华盛顿共识”的败绩和“北京共识”的意义在于揭示转型的模式是多样的。尊重各国多样性、自主选择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正是民主的真谛。（1）应该说，“北京共识”对发展中大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倡导了一种多样性的发展道路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将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神圣化、一元化的打击，对于发展中大国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树立了一面思想旗帜（赵晓，2004）；（2）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3）所谓“共识”、“模式”已经不是一个物质的利益问题，而是一个观念的价值问题（庞中英，2004）。（4）中国模式的理论价值。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巨大经济体，其成功的改革经历是转型经济研究的极好素材和案例；同时，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使演进主义研究范式在经济学特别是转型经济学中的地位得到彰显。学术界的力量正在经历由新古典经济到新制度经济学再到演化经济学的转变，尤其是对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价值。
（二）超越自我：中国模式需要在自信中走向成熟
1.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现在进行时，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建设之中。2004年刮起的“郎咸平风暴”需要我们对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作深入的思考。市场的效率是有限度的，“过分倚重市场机制将妨碍经济增长，即妨碍资本主义的内部机能、发展动力和生存能力。”（博耶，2001）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社会的结合产下的畸形儿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力量涣散，空有民主制度，两极分化，社会动荡；新自由主义与东亚社会的结合的产物是“裙带资本主义”，政府干预过度，官产银关系暧昧，微观经济缺乏活力，经济体系缺乏稳固的基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需要在未来改革的作艰辛的探索。包括对制度建设的软硬件的投入、转轨过程中经济秩序的多重性、资源配置手段的多元性、演进路径的多样性都需深入的思考12。
2.中国模式的局限性（陶文钊，2004）：（1）中国模式还不成熟。发达国家的成熟模式，都是国家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并且经历过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中国模式虽然起步已经有20多年，但还不够长；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水平还是太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变化之中，一切都还远未定型，而且也不会很快定型。（2）中国模式影响力有限。这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落后的制约。中国处于世界发展的后列，如果说中国对世界还有什么影响，主要集中在与中国境况差不多的国家。对于那些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则影响不大。二是国情的制约。中国的国情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中国模式并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模仿的。（3）中国模式存在着隐忧。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具有前车之鉴。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都曾经是发展很快的模式。中国和前苏联有体制上的渊源，与东亚有文化上的渊源。苏联模式的解体和东亚模式的挫折，不能不引起对中国模式更深层次的思索。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3. 中国模式面临着竞争和遏制。（1）作为一种转轨模式，首先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的竞争13。印度凭借其发达的软件业和较好的高等教育提出以创新提高竞争力，俄罗斯也在通过加强国家和政府力量，维护社会稳定，来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印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逐步走出尼赫鲁时代的旧模式，正在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印度至今连续1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高盛公司预测，未来50年里印度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2）中国模式面临着遏制（陶文钊，2004）。首先是美国的遏制。美国为了自身的全球利益，必定会抑制中国的发展。从制度上，美国的后冷战思维不会轻易让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权存在；从利益上，美国认为中国的升起严重威胁其在远东的利益，甚至威胁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中国能否在全球化之中顶住美国的压力，将是一个考验。弗朗西斯·福山曾言历史的终结，即终结于以美国为范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将是历史的考验。
4.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仍需在实践中深化。发展的内容是多维的（托达罗.1992），发展的进程应该是可持续的；要正视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各种互补性因素，必须正视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各种互补性因素（阿马蒂亚·森，2002），包括“文化与经济”、“政治参与与经济进步”、“技术进步与社会运用”以及“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要保持开放的姿态，自身的发展应在别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完善；还要有危机意识和不满足精神，看到竞争的压力；正视发展中矛盾靠发展来解决，即“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樊钢，2002）。正如拉莫先生在其《北京共识》中指出，邓小平的“猫论”影响深远，现在中国政府的理念是：猫的颜色确实重要，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色的猫、一只透明的猫。“绿猫”指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透明猫”指GDP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数据都应该是透明的，都应该经得起检验。在这里，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成为其重心。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的中国，面临新的发展起点，过去的发展理念要适时调整。
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和谐社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和指导思想正在试图改善增长质量，追求持续、协调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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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沃斯把它归因为：一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争取国家独立；二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特别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是欧洲重建和日本复兴的经验被西方理论界认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并走上发展之路是比较容易的；四是美国及西方国家被当作所有的发展目标模式。见[美]唐纳德. 沃斯.孙同全编译.国际发展理论的演变机器对发展的认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12。
2 沃斯把战后至1990年代早期又划分为五个阶段：战后初期（1945-1960年代由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描述的起步阶段），国家计划阶段（1955-1965，由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描述的时期，绿色革命和人口爆炸以及实施“新指向”阶段（1963-1973，1973-1980，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市场化和“华盛顿共识”阶段（1980-199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教义）。文献出处同1。
3苏联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被胡鞍钢称为“莫斯科共识”， 胡鞍钢2004年8月6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记者采访时，谈及张培刚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时作出这番结论。这种观点应该可以被接受。
4 近两年来，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发生了基本的变化：由过去简单的转轨公式及三化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的影响。“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了制度的作用、历史的作用和对转轨的政治或社会支持。见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2）。
5亚洲价值观的主要元素可以概括为“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家庭为根’、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东方式民主、好政府、强人政治”等。见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6所谓的“亚洲次序”就是“先经济，后民主”、“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次序，这种次序被当作东亚奇迹最重要的经验。见：东亚的发展有无经济民主与自由？.http://chinabard.tianyablog.com/.2004-07-13。
7 分别参见：[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国外理论动态.1999（12）；[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86-187；墨西哥《经济学家》评论：西方的药方灵吗？——评拉美自由主义的成败，经济参考报.1999-11-22；宏量..新自由主义遭遇困境.当代思潮.2004.52-58。
8 见李瑞英.警惕新自由主义.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4-11-09.B4
9 见：孙振远.基本到位、错位调整与前景看好—对俄罗斯经济社会转轨的几点看法.经济研究参考.2004（78）：8-9。
10 分别参见：田春生. “华盛顿共识”政策及其评析.经济研究参考.2004（78）15；[波]科德勒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2-6；贾瑞霞.从“华盛顿共识”到“渐进-制度观”——对中东欧国家转型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4（4）：22-25。
11激进改革论者（Saches）认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条件，故，中国改革是特殊环境的产物，不具备普遍意义。钱颖一认为，得益于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渐进式分权模式为培育有效的制度提供了条件。见：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10。张宇认为：中国的成功不能证明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因为：（1）都还处于进行之中，不确定因素很多；（2）国情不同；（3）改革效果不仅与路径有关，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素和操作水平。见：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86。笔者认为，上述这些观点都不能归于价值层面的解释。有人指出：拉莫的概念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中心地位。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是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反映了世界“反全球化”力量正在向中国集结。见：王萍.中国的全球化思维正在发生变化？.经济.2004（9）：21-23。还有人认为“北京共识”增加了中国的“软力量”。这些观点从对单一模式的挑战性方面可以看出“北京共识”的价值。
12 分别参见：严清华，刘穷志. 第三配置及其路径依赖偏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0）；卿志琼. 中国体制转轨的经济秩序分析.财经研究.2002（9）；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5)
13 见环球日报记者的报道：黄钟：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庞中英：把目光投向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