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关于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胡锦涛在第16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建设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又强调明年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一系列的信息表明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指导思想、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正在逐步形成。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涵的认识深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探索。因此，对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笔者提出关于和谐社会的四个维度是一种理论尝试：它们分别是效率-制度维度、利益-结构维度、责任-网络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学术界对维度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本文中所谓维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分析问题的向度及其着力点，二是分析范式及其切入点，可以概括为研究层面和研究视角的统一。顾名思义，从效率、利益、责任和文化四个层面，分别运用制度范式、结构范式、网络范式和价值范式进行分析。
效率-制度维度
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各尽所能、激励创造的社会。效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帕累托效率，即不仅包括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比较效率。关于后发优势理论对后进者赶超先发者的研究表明，后进者在制度、技术、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劣势有可能转化为追赶的动力，其中的结构转换、体制变迁以及发展阶段的更替都蕴藏着动态比较效率。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他从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制度体系作了全面的论述；机制设计理论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里则认为：只有设计出让人说真话、不偷懒的机制，才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他从最优税制、拍卖、公共品提供等方面对微观激励机制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诺思和维克里关于效率的“宏”“微”之见让我们从宏观历史视野和微观技巧角度对一个社会的效率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所谓有效率的制度具备产权得到很好的保护、鼓励创新、保持独立思考等特征。有效率的制度是嵌入式（embeddedness）的. 有效率的制度是动态变化、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古板僵化、停滞不前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政府推动和群众创造相结合、自发演进和自觉选择相统一的结果。有效率的制度是社会承受力、群众认可度所允许的制度。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和谐的，只有完全由市场自动调节，经济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济和教训来看，市场的效率是有限度的，“过分倚重市场机制将妨碍经济增长，即妨碍资本主义的内部机能、发展动力和生存能力。”（罗伯特.博耶.多样性和现存市场的不平等行为.载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和罗伯特.博耶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移植》.重庆出版社.2001：93）近年来，关于经济增长差异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会收敛于稳态增长水平。原来我们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有了朴素的认识；今天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市场的利与弊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感受。因此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还需要在干中学、在学中改。经济自由主义过分追求帕累托效率，从而使社会陷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囚徒困境”，只有追求动态比较效率，才能避免卷入零和博弈，使社会进入一个动态合作的变和博弈。
利益-结构维度
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均沾、各得其所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是利益把人们联系在一切。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利益是个人存在的物质基础，离开利益，任何动听的说教都会出丑。利益的获得者与利益的丧失者之间关系的张力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平衡力。今天，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和网络经济的赢者通吃规律相结合，前所未有地冲击着这种张力。制度决定着利益的生成和配置，利益的配置结构进一步决定着新旧制度的走向。制度具有嵌入式特质，模型化的市场是理想的市场，作为实际运行的市场制度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能，并显示出各异的社会禀赋。自由市场与拉美社会的结合酿就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苦果，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从而陷入“拉美陷阱”而不能自拔；自由市场与东亚社会的联姻则生下了裙带资本主义的怪胎，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令东亚社会痛苦不堪，危机频仍。俗话说，当别人不安全时，自己也会不安全。最近经济学界刮起的“郎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的思考。我们在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者的时候，是否也不要恶待对社会发展做出牺牲的人呢？改革之初，我们对市场的魅力充满了憧憬，当我们接受市场馈赠的礼物的同时，也品尝到市场的苦涩。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及时地、适宜地进行利益调整，形成合理、健康的利益格局。拉美和东亚的教训是深刻的，为避免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我们须反思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一是对改革的利益既得者，在保护其改革积极性的同时，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他们回报社会，关注弱势群体；二是通过体制改革，对既得利益集团，要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剥夺其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攫取的利益；三是增加对低素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入，通过教育、培训、扩大就业，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存发展能力；四是要构筑社会安全网。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根本是是能力的贫困；关于平等的共识是机会和起点的平等最重要。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既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又能够帮助贫困着获得发展的能力和机会；既能激发社会进步力量创造财富的热情，又能防止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既得者利益结构固化及其阻止改革趋势，更能把社会资源更多的配置生产性活动寻利中，减少寻租的空间和机会。和谐社会应是让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避免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社会；是对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存在有效约束的社会；也是社会各方力量博弈均衡的社会。
文化-价值维度
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传统、包容歧异、主流鲜明、个性张扬的社会。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广泛的重视。韦伯把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具有系统维持功能；诺思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文化包括风俗习惯、传统、惯例、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它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从事着社会交往活动。文化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知识载体。作为历史记忆的文化，传统习惯能够拉近交往距离，增进共识，融洽感情，降低预防机会主义的成本；惯例让人们根据经验决策而不是靠精于计算；道德伦理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克服“虔诚价格”的影响。作为知识载体的文化，使我们获得在一个社会中生存发展的间接知识，因此人的社会化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接受文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是一种非正式制度，而且是一种具有信息功能的制度，表现为当事人传递信息减少日常行为的计算量；同时还创造并在某种程度是传播附加信息。传统的并非都是好的。为克服文化的系统维持功能产生的路径依赖，需要我们在适应和模仿中，学习、试错和纠偏，从这个意义看，文化是演进的，这种演进是自然历史过程和自觉建构过程的统一。一个社会的主导文化不是多元混杂的，而是显著鲜明的；不是自生自灭，无所作为的，而是充满生机、进取向上的；不是纯粹而死板的，而是丰富而有韧性的。因此，主流文化需要保持开放的姿态和创新的精神，对外界的新奇和自身的特质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保持一定的张力和活力，既承继传统，又前瞻未来；既立足本土，又面向世界。有了这种文化，社会既能吸收传统的精华，又能接纳革新的元素；既能维持主流的，又能容忍“异端”的。积极的文化因素还能够促进社会制度的变迁。在这种文化中个性得到张扬，创造得到激发，和而不同，和而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