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科 学 发 展 观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解 读

内容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发展观的演进过程，分析了现阶段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背景条件及其基本内涵。发展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体价值的提升。在此意义上，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尝试性的诠释和解读，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心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由制度效率提升逐渐转向结构效率提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解读

作者：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A Plutonomic A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Gu Zi’an

Abstract: Based on a retro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conception since 1949, this paper analysised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 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Development, as the first aim of China’s society, indicate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upgrade of personal value.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this paper tentatively supplies a plutonomic a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It believes that the barycenter of carrying ou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is to potentiate institution reform, so that the eng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turn from institution efficiency to framework efficiency.

Keyword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Plutonomic Annotation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新世纪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尝试性的诠释和解读。全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第二部分解析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现实条件与实现路径；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解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一、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

古典发展理论基于零交易成本、信息对称和完全理性的假设，通常把“发展”和“增长”作为同义词使用。现代发展理论则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相互联系，协同进步的过程；而“增长”则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因此，“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则侧重强调经济、社会、政治的“量”的递增和提升。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进化”的增长是粗放浪费型的，受资源稀缺性的约束必然难以持续；同样，没有量的增长的发展也是不现实和非持续的。对发展来说，增长是前提；对增长而言，发展是目的。单方面地过分重视增长或过分强调发展都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妨碍未来进步。

特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观的形成和实施往往受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上文所论述的关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观点，对于熟悉辩证法的人而言并不难接受。但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影响特定发展观形成的各种因素。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将其推向实践层面，对此做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节我将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发展观的演进历程的回顾对此做出解释。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自建国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的（第一代发展观）赶超论发展观，主要目标是加快发展，尽快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阶段是1978－2003年的（第二代发展观）先富后富论，主要特征是以拉开差距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观；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来的（第三代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

1949－1978年赶超论发展观的形成是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的产物。首先，受列强欺压和封建制度的长期奴役，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新政权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对内面临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对外面临列强围攻和封锁的威胁），为巩固新政权和尽快改善人民生活，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其次，前苏联经济赶超战略对巩固苏联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成就及其辐射力是我国赶超战略形成的重要原因。苏联模式通过在国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在20年左右的时间经济水平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优越性，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苏联模式被视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苏联采取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和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战略。第三，我国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的理论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经济决策的集中和命令式经济，通过政府经济对社会资源的统一调配，为宏观经济和政府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导致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目标的畸形战略。这一理论实际上是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概括而言，赶超战略具有计划型，粗放型，重工抑农和平均主义的特征，从资源配置方式看主要以计划替代价格，经济发展主要在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封闭状态下进行。赶超战略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后期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了经济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粗放型增长，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是一种典型的以高消耗换取低效增长的量性扩张模式。

1978－2003年以先富带动后富达致共同富裕为核心的非均衡发展观，是在总结前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那个中国可能陷入崩溃的年代，必须抛弃旧有的政治斗争心态，选择一种新精神，才可能重新将这个国家推入正轨。历史最终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是解除狂热的政治气氛的一剂良药。[1]原有计划体制下的赶超战略在巩固了新政权后，对经济发展的抑止作用日益明显，既无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相反却导致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全社会的普遍贫穷。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盲目推行的“大生产运动”“公社化运动”以及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得经济发展无法延续并长期屈从于政治目标。赶超战略的失败引发的危机是第二代领导集体转变发展观的直接原因。赶超战略在后期成为极左思维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以政治标准替代效率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搞得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启动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了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观。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非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市场。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可以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人走向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要实现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对两级分化无所作为。第二阶段的非均衡发展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也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它既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比较而言，第二阶段的非均衡发展观放弃了赶超战略经济服务于政治的思维，工作重心开始从政治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富裕，更在于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效率角度而言，第二阶段的发展观放弃了以前的政治标准，转而采用以生产力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非均衡发展观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以这一发展观为指导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这一新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第二阶段的发展观以非均衡为主要特征，加上改革初期明显的“过渡”状态，非均衡战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城乡、地区、居民收入三大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分化倾向严重；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加；教育、卫生等事业发展缓慢；产业竞争力不强；腐败、失业贫困和因此而来的不稳定因素上升；能源危机与生态污染凸现。 世界银行2003年报告《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等现象进一步恶化”；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也指出穷人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远比富人少。，非均衡发展观的弊端逐渐暴露，要求我国在新阶段的发展战略上做出调整，如何解决以上问题直接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和改革的成功。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新世纪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观的第三次转变，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对发展认识的质的提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路、新局面。从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上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传统的关于发展的观点是线性的。它假设发展只有一条单一的轨道。那些在这一轨道上落后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赶上其他国家，于是最便利的发展方法就是仿效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资金和技术的转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我国第一代的赶超战略和第二代非均衡的发展观都明显带有这一特征。传统的发展观主要表现为与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新的发展观则注重多样性和继承性：即有可能存在许多并行的发展轨道。具有共同的长期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很可能会找到实现目标的不同路线。这就促使对创新能力而非效仿能力加以鼓励。传统并不是一种依靠而是一种财富。新的发展观还将人的能动作用放在中心位置，重视人类的自身发展、教育以及建立使协同工作更加有效的体制。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而非物质资本。[3]　　　　　　　　　　

二、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现实条件与实现路径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发展，不是单一方面的发展，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发展，是所有这些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处于中心的地位。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其他方面的发展奠定物质的基础，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所有其他方面的发展都要受到影响和限制，甚至不可能实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并不是为经济本身，而是为了人，为了切切实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发展的目的，当然也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建设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始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而坚持以人为本，则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

    以人为本是我们制定一切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但人民利益和要求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以人为本无疑是科学发展观首要的基本内涵。除此，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内涵。第一，科学发展观在构成上包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的发展观、协调的发展观、可持续的发展观，但这四个方面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它们之间必须用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来通而观之，围绕“人本”这个核心来展开其全面性、把握好协调性、保证可持续性。“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需要从三层含义来把握[4]：（1）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实践为本。马克思确立了“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他指出，人从劳动实践中“走来”，靠劳动实践而生存，人的本质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的实践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所在和根本出发点。（2）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才为本。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及个体的本质力量或人的才能的不断生成与升华的历史，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一代又一代人才推动着社会发展的。在当代社会，发展依靠人才、人才推动发展尤为突出。（3）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以人为本最为重要的含义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人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尽责任、作贡献、创业绩，就是以自己的品德与才能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民利益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所在和根本落脚点。第二，科学发展观内涵着对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原理的运用。全面性和协调性是联系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要防止片面性和单一性；现代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服从而不能脱离整体，作为系统的整体与部分在纵向演进与横向推进中必须遵循整体性原则和协同性原则。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中正是贯彻与体现了这些原理与原则。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做到协调发展，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第三，这一科学发展观从价值目标上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所期望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全面发展是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的，社会全面发展又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条件从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与社会全面发展观内在统一的新发展观或新价值观，就是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是由人实践并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条件

发展观的演进总是以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条件为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也是直接相关的。改革初期，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发展观是“以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为中心，走欧美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唯资本积累、政府计划分配资源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强调进口替代式的发展，强调非均衡对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到90年代后，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均GDP虽然增加了，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却拉大了；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由于依靠牺牲农业来推进工业化，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城市化程度提升了，城镇失业率却上升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被长期忽视，知识和技术的进展缓慢；重发展，轻治理，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渐进改革强调政府计划主导和集中发展经济，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政府权力扩张，滋生腐败；国有经济改革步履维艰，金融体系坏账趋增，内部资源分配效率低下。

针对后发展经济所出现的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观重新反思，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8]：1、发展应当是一个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的过程,它包括人的身体、技能和智能等素质的提高，适度的失业率，收入和发展差距的控制，逐步健全的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等等，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2、重新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损害和忽视农业的发展，会导致工业化进程条件恶化;3、提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推动理论，认为经济持久和节约资源地发展，决定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进而关键的是要加大教育等人力投资的比例;4、生态环境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总结二战后发展在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教训，提出了可持续和安全的发展理论;5、认识到改革开放和市场一体化也是发展的重要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经济发展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城乡、就业、产业等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质量得到改善，比如人的素质得到提高；人均GDP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GDP从1978年的5689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GDP年均增长率达9.4%，增长了20.5倍，人均收入达到了109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在1980－1995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出6.5个百分点。[9]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22053亿元，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8904亿元，25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6.7倍，支出增长了19.7倍。[10]

但世界银行和克鲁格曼在赞扬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同时，渐进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和市场化改革中各项体制的兼容性问题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于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为世界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World Bank，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后，由于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

（2）地区差距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总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50.2：29.72：20.04，1990年三者比例扩大为51.5：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扩大为58.86：24.58：16.56。[11]

（3）经济发展仍然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经济总量虽然只占世界的4％，而能源消耗却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去年我国创造的GDP仅占世界GDP总量的4%，竟消耗了全球48%的水泥、27%的钢铁、35%的铁矿石、20%的铝和铜，经济增长过分依靠资源消耗与牺牲环境。2003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1.58万亿元，消耗能源约16亿吨煤、2.5亿吨石油、2亿多吨钢材、8亿吨水泥。我们对资源的消耗量大于GDP总量比我国多两倍的日本（石油除外）。 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耗大国，石油和电力的第二消费大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 ；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12]

基于以上问题，王梦奎撰文将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归结为四个原因，他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各方面的需求也比过去高得多，并且日益多样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逐步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过去提不出来，提出来也解决不了。过去那种基于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的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第二，体制环境的变化。现在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问题。过去那些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观念，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所产生的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第三，20多年发展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现阶段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或者加剧的。新的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就是说，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的。第四，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和文明发展方面还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惟有积极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才能趋利而避害，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3]

（三）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路径

中国虽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幅度减少贫困，但是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趋势日益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隐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尽管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富裕，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渐演化为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及时转变发展观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现实要求我国在新时期必须调整增长方式，即从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转向全体人民分享增长成果的发展模式，从不公平的非均衡增长模式转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公平增长模式。

最近世界银行在《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政府促进公平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建议，是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参考。报告建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增加市场灵活度；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应对威胁中国为了发展和分配的风险。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有机会也有能力使更多的人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收益。对于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和政府来说，提高收入和缩小差距的主要途径在于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技术创新和深化制度改革。报告建议，政府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将利于降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并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降低未来发展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报告指出，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国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所属企业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监管、企业运作管理和法院仲裁的控制所造成的。第二，必须进一步克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包括解决城镇地区缺少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以及对流动人员的各种歧视等。第三，必须有效解决阻碍资本有效配置的因素，放宽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改善银行金融体系的结构，并加大企业效益信息披露机制的改革力度。报告认为中国未来市场一体化改革和灵活度的提升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明确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金融结构和仲裁机构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市场竞争政策方面的责任；（2）加快制度改革，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土地所有权并整顿城镇土地市场；（3）继续推进金融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改善治理结构，放宽私人资本进入的范围。对此，报告建议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回报率对机会分配和收入公平和非均衡经济至关重要。报告认为，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条件，全面对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技术扩散以及推动城镇集约化、发展服务员也和提高农民收入等一揽子政策的实施和贯彻。

具体而言，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必须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中成功实现以下几个重要的转变[14]：1、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实际上存在的“GDP中心论”，转向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评价上建立一整套衡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2、要从过分突出发展的物质成果的增加、特别是GDP总量的增加，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3、要从过分突出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提高人的发展能力，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较大幅度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从实际上存在的“以物为本”真正地转向以人为本。4、要从过分突出以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以制度创新、提供体制保障来促进经济发展。5、要从过分突出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政府通过履行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职能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6、要从过分突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7、要从过分突出城市发展、城乡发展的相对隔离，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农村发展。8、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发展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9、要从过分突出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结构升级，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分工的能力，拓展开放发展的空间，提高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三、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增长至上"或"增长优先"到"发展目标社会化"，从"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综合发展"的演进历程。作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15]一书中提出，要把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和发展目的。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种关注中心由客体移向主体，标志着发展观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从经济学角度看，佩鲁的发展观与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是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观的全部，导致了对GDP的崇拜和迷信，GDP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并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它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是体现不出来的。因此，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具有以下缺陷：不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反映价值的判断；不衡量收入分配的分化；不反映社会的保障的需求。

针对传统发展观的以上缺陷，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纷纷探索合理的发展指标。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日本政府1973年提出的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中扣除。按此方法，当时日本的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2）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1989年提出的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等。（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利、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包括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同时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等。（4）联合国环境署1995年进一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以上发展观的统合。从特征上讲，科学发展观在突出以人为本的同时，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可以理解为发展在内容上的统筹性，就是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协调”，可以理解为发展在空间上的统筹性，就是关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国内与国外各个空间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而不是各自为阵，相互抵触；“可持续”，可以理解为发展在时间上的统筹性，就是既考虑当前发展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产物。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浦再明的观点较具启发性[16]。他认为，需要从系统、动力、功能、空间、目的，这五个方面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从系统范畴考虑，科学发展观是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制度”五个部分在内的一种整体和系统的发展观。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诸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应该在“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制度”构成的系统的整体联系中加以把握。同时，必须强调，制度不仅是系统内生的，而且在诸要素之中是占支配地位的。从动力范畴考虑，科学发展观是更加注重创新、注重持续创新的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创新发展的历史。从功能范畴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注重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只有开放，发展（系统）才能有序，发展这个系统才能有生命力。从空间范畴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注重空间结构优化、注重非均衡整体协调的发展观。从系统效率角度看，中国这么大，我们的发展不能“平铺直叙”，应注重空间的发展和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静态均衡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必须彻底打破。从目的范畴看，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最终也应该是一种更加注重人力资源开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问题”，此一命题乍看之下极其基本，然稍做深思却发现其不易解答。生存问题之涵盖面既广且深，提供相关答案的工作需要更为精确深入之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配合，如此的工作性质自是超越经济学者的负荷范围，但就这些问题的本质而言，其中却存有经济学者必须戮力思索与分析的部分。审思经济学的本质与核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探究经济成长的课题显得十分重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但当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制度就会转化为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个常量，因而制度效率具有明显的时效性。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转向以要素供给增长为特征的新的增长模式。以要素供给为动力的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效果显著，但存在非持续性和不稳定的特征。而本世纪头20年，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这需要一种可预期、低成本、低风险、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而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基础之上的结构性增长，正是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考察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当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时，其经济发展将步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一方面，这一增长期将出现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非均衡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正处在这一通道的“爬坡”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核算属于典型的“分母经济”，资源问题十分严重，实现一种全面、协调合可持续的发展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在这个阶段，要求生产要素配置由低效率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效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结构调整必须趋向优化升级，而结构效率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

结构性增长的效率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效率；二是空间结构优化产生的效率。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调整和升级能力，是衡量其经济活力与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按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为16%、第二产业为50%、第三产业为34%。按照同样口径计算，目前全世界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5%，第二产业占32%，第三产业占63%。在全球已经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大趋势下，将资源配置在投资少、附加值和就业率比较高的服务业，可以获取长期、低成本的结构效率和持续的结构性增长。可以预测，我国第一产业二、三十年内其比重可能降至10%以内。第二产业比重国际上一般占到一半左右就到了顶点，我国目前占到一半以上，预测不会再上升，今后在GDP中的比重有望下降至40%左右。目前，我国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其从业人员在整个就业人员中占28%，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4%，发达国家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0%－75%和70%－80%。因此，我国第三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应达到50－60%左右。[17]

空间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表明，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会引发扩散型的马太效应，导致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失衡。由于区域差距过大往往容易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许多国家都采取非常积极的政策，试图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都有针对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特别的开发计划和开发基金，如欧盟的结构调整基金就是针对欧盟成员国落后地区的特别开发基金，目的就是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我国政府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先后提出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就在于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逐步实现地区发展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经济总量看，我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50%提高到了2003年的59%，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5%和16.5%；从人均GDP看，东部地区人均GDP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进一步提高,由1980年的高34%，提高到2002年的53%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由1980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和70%，下降为2002年的70%和59%。尽管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中都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但我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由于发展战略的问题，地区差距首先是政策倾斜的结果，其次才表现为资源禀赋的差别。从国际背景看，在20世纪世界各国人均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对差距并没有缩小。据IMF经济学家Nicholas Grafts（2000）统计，1913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GDP美元值（PPP）的相对差异系数为0.455，到1995年为0.451，基本没有多少变化，绝对差距（用标准差衡量）由1993年的1382美元扩大为1995年的6420美元。其中，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发达国家、领先国（指美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不断缩小，但中国内部30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和人类发展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18]胡鞍钢曾经将我国的这种地区性结构差异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19]我国地区差距扩大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地区非均衡发展正在由一个促进发展的条件转向阻碍发展的障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地区分权日益明显，地方利益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区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市场分割严重，地方政府对市场监管成为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导致要素流动困难，资源地区内配置低效。从资源禀赋来看，东部地区在技术、制度、人才、投资环境方面占有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方面具有优势，加快市场一体化改革，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中空间结构的优化将利于解决我国地区差距的矛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四、             结   语

21世纪的发展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即确立综合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战略。这一转变旨在维持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之内生活的同时，不断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具体而言，我国发展目前面临三大机遇，一是世界制造业向我国转移，二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三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我们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挥结构效率的动力作用。但如果不对国内传统的发展观做出调整，并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高消耗、高污染、收入差距和地区差异拉大等问题，就有可能在新时期丧失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概括而言，要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20]：

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坚持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稳定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一定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正确处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的关系。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发展，也大力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并努力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三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保障。只有经济不断发展，才能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有条件增加就业，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四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一定要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合理保护环境、科学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良好循环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胡鞍钢：《地区与发展》，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资料。

周天勇，《论科学发展观》，载《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法)佩鲁 著：（张宁 译）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Nicholas Groafts，2000，"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MF Working Paper qq/44。

注释：

[1] 摘引自：《经济观察报》2004年2月23日。

[2] 摘引自：胡锦涛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摘引自：《学习时报》2004年2月16日。

[4]   摘引自：《湖北日报》评论员文章， 2005年5月2日。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8] 周天勇，《论科学发展观》，载《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9]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34－235页。

[1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

[1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

[12]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网。

[13] 摘引自：《求是》，2004年第3期。

[14] 摘引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期。

[15] (法)佩鲁 著：（张宁 译）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6] 摘引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第2期。

[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8] 数据来源：引自Nicholas Groafts，2000，"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MF Working Paper qq/44。

[19] 胡鞍钢：《地区与发展》，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资料。注：第一个世界是如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第四世界是如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

[20] 摘引自：《求实》，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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