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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子珍 书法 汾酒 ——毛主席与汾酒文化

  在杏花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患难与共的妻子贺子珍,在分别20年之后,在庐山与毛主席会面了。可以说,毛主席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是与贺子珍一起度过的,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多年未见,百感交集。毛主席用庐山名菜“泸州三石”——石鸡、石鱼、石耳招待贺子珍。

  尽管山西汾酒在建国初期一直是共和国的国宴用酒,1953年周恩来还专门批示过国宴“如果用烈性酒,就用汾酒”,但毛主席天生酒量不大,很少饮用。当见到贺子珍,想起自己在江西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以及后来受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门可罗雀,只有贺子珍相伴左右,自然想喝上几杯,纪念那些相濡以沫的峥嵘岁月。于是工作人员给安排了山西杏花村最好的老白汾酒。毛主席先抿了一口,微笑着对贺子珍说:“我还是老样子,不大饮酒。偶尔喝一点汾酒。在延安的时候,就主要是喝汾酒。后来在西柏坡,还用汾酒招待过米高扬。”趁着一点酒兴,两位患难夫妻、革命战友说了许多推心置腹的话。

  毛主席与贺子珍不仅是革命战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书法。贺子珍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她也非常喜欢毛主席的书法,两人在江西结婚时,贺亲手做了一个多用挎包送给了毛。这个挎包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挎包有多个用来装文房四宝的口袋。这个挎包跟着毛主席走南闯北,他交待警卫员陈昌奉:“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先把‘文房四宝’摆放好,随时让我工作学习。”当时,两人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书法。毛主席曾对贺子珍说过自己的写字心得:“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由于有共同的爱好,而且主席当时内心的情感难以言表,喝的酒又是杏花村汾酒,于是他挥毫书写了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时候毛主席的书法风格已经成熟,与江西时期大不相同,他那冠绝一代的毛体狂草豪迈、苍凉、委婉、激越,风雨雷电、水流花开、天地肝胆、大泽龙蛇,领袖的气概、纯美的诗情,在他的长锋狼毫笔下激荡。

  虽说毛主席的这幅《清明》诗书法作品,不是专门写给杏花村汾酒厂的,但毕竟是领袖饮用汾酒后,在一个特别的场景下写下的。杏花村非常珍惜这份与领袖的缘分,不仅在宣传资料上大量使用,而且在酒盒、酒瓶上都经常能够见到。对于中国酒来说,这个了不起的缘分,永远是唯一的了。

  谢觉哉:我来仍是雨纷纷

  ——谢觉哉与汾酒文化

  在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的宣传画册中,有几幅书画作品是必用的。其中之一就是谢觉哉的题字:

  逢人便说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闻。

  草长莺飞春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

  一九六零年五月五日游杏花村国营汾酒厂,竟日雨,留题

  谢觉哉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清末秀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任工人部部长,主编《湖南民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1931年深秋到洪湖,任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经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秘书。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与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他曾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1959年,当时已75岁高龄的谢觉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二年,谢老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陪同下,参观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并题了这首诗。

  这首诗,谢老曾经改动了两个字。为了这两个字,谢老的秘书往返了汾酒厂好几次。遗憾的是究竟改动了哪两个字,至今尚未弄清楚。但从修改两个字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谢老不仅是一位党的优秀领导者,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天下第一名酒厂——汾酒厂的重视程度。或许他当时已经意识到,在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中,这一首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是传世之作。

  谢老已经逝世30年了,他生前的诗作大都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这首《暮春》,却一直被人们传诵着,并将一直传诵下去。

  这个现象有点象杜牧的《清明》诗。杜牧是唐代大诗人,是可以同杜甫相比肩的“小杜”,一生名作无数,《清明》诗并不算是他的一流作品。但是如果说是妇孺皆知的诗作,则恐怕要数《清明》诗。这到底是由于诗的缘故,还是因为历史第一名酒的缘故?抑或兼而有之?

  换一个角度再看汾酒文化,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王朝瑞:为书画而生

  ——王朝瑞与汾酒文化

  中国当代书画家中,同时擅长书法和绘画的有很多,但一般是或以字著,或以画名,很少有书、画并驾齐驱、难分轩轾的书画家。王朝瑞就是其中的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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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瑞(1939~2008)笔名王屋山,斋号瓢庐,山西文水人。曾任山西画院院长、山西美协副主席、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王朝瑞先生好像天生就是为书画而生的,一生有好多次难得的书画机遇,降临到先生的身边。他曾这样回忆童年时的书画缘:“因为我家是中医世家,我爷爷,我父亲都是看病的开药铺的,所以家里面的书画相应的陈列的多一点。我生下以后到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面都是字画挂得满满的。我小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字和画,所以很小开始就学画,六岁就开始写字。”

  上中学后,王朝瑞就把做一个美术工作者,定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他除了个人爱好以外,并没有系统地进行过绘画方面的专业训练。这时,王朝瑞在人生的转折点上遇到了启蒙老师——瞿福仁。在瞿老师的支持下,考入山西大学艺术系。1965年大学毕业后,王朝瑞被直接指定参加山西永乐宫宫壁画的搬迁和修补工作。这项工作后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曾评价说:“不能说是绝后的,至少也是空前的。” 国外有27家媒体报道,说中国迁移了一千平方米壁画,而且修复得天衣无缝,这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过。

  大学一毕业就参加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绘画工程,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在这项工作中王朝瑞担任了中国工笔画大师潘洁滋先生的助手,让王朝瑞有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垫高了他艺术创作道路的起点。1970年~1980年,王朝瑞在山西省测绘局当美工,十年间他走遍山西的山山水水,师法自然,画了大量的速写,也为他的山水画创作做了充分准备。其时,他与人合作,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大型壁画《在太行山上》。同时,他在书法创作上也锐意进取,并脱颖而出,一鼓作气参加了一至七届全国书法展,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界的地位。

  1994年~2001年,王朝瑞担任山西画院院长,成为山西美术的领军人物。他在组织和领导山西美术创作的同时,潜心从事创作和研究,迎来了山水画创作的又一高峰。他在太行山山水画方面的探索与成就,成为山西美术的一面旗帜。

  书法方面,王朝瑞先生的隶书也在全国独树一帜。他的书法宗源汉隶,直入《石门颂》、《衡方碑》、《礼器碑》三碑,运用高超的加减法进行融会贯通,既融进去他对传统优秀文化独到的理解与把握,又渗进去自己的人生练达与世事洞明。于是,笔墨线条在这自信中挺立,在坚守中开拓升华,古朴灵动、典雅精致、洒脱豪放的“王家隶”由此铸成,名扬书坛,影响后学几十年,至今绵绵不绝。

  王朝瑞先生在杏花村留下了许多书画作品,可以体现出他隶书创作不同时期的风格与变化。汾酒集团“酒都宾馆”的匾额,也是王朝瑞先生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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