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过去26年间实际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远高于按每年7%来增长的5.6倍；在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开放
的大国之一，外贸增长年均16.7%，26年间增长了56倍，到2004年底我国成为全世界第3大贸易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和国内总值的比值)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远远高于日本的不到20%和美国的20%左右；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高等教育每年招生人数从1980年的12.4万增加到2004年的447.3万，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尤其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非典，克服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迎接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走出了自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回升，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但是，在总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同时，国民经济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矛盾：首先，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低，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虽然和过去比，我国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尤其，如果按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000多万人。因此，我国只有继续努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和发展国家的差距，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次，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国有企业的效率很低，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隐患，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仍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而且，即使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不断分化，主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就业越来越市场化，不少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许多国有企业的冗员下岗、失业；同时，不仅出现了一个利用市场机遇和自身能力正当获得较高收入的人群，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利用特权和新旧体制弊端巧取豪夺不正当财富的人，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一般认为如果达到0.45就到了收入不公的警戒线，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已经达到0.48。关心我国前途的人不得不担心我国会否出现“拉丁美洲化”的现象，也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重重，经济发展停滞，各种社会、经济、金融危机频仍爆发的情形。
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未能达到《教育法》规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要求，尤其公共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农村儿童不能和城市儿童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农村里的医疗卫生，在改革之前水平非常低，然而至少有赤脚医生，农民的健康还有一些最起码的保障，但是现在赤脚医生消失了，乡镇医院的医疗市场化了，农村里经常出现小病付不起钱不到医院看病而变成大病，以及因病致贫的情形。根据一些统计，在农村里绝大多数的人是病故在家里而不是在医院，在城市里则很少有人是病故在家里，大部分是在医院里，两者成了城乡的另外一个强烈反比，反映了农村地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而且相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说，医疗价格非常昂贵的不公平现象。社保体系也是一样，农村居民除了土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保障，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失地的农民，导致了一些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城市居民固然有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有相当大的欠账。此外，环境问题也有不少令人担忧之处，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经常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危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由于森林、草原的破坏，造成了90年代出现了频仍的水、旱灾。
上述情形显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最近联合国刚刚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85位，这个排名意味着人类发展指标的平均水平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排名是较低的。不仅如此，中国内部也是严重不平衡的，同一个报告显示，上海的指标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27位的国家，但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如贵州，仅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125名的纳米比亚。
不过就我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来说，主要症结还在于我国总体的收入水平低。以大家常引用的一个作为分配不公的例证，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是20%的人拥有为例来分析，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12.6万亿的80%是10.1万亿，2004年人口总数13亿人的20%是2.6亿人，平均起来每个富人在银行里的储蓄也还不到4万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不足5000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只有2万美元左右，我国绝大多数的富人按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衡量顶多只能说是中产阶层。当然其他10.4亿人在银行的平均储蓄每人只有2420元，这个水平和富人拥有的储蓄比较起来少得多。所以，除了少数利用特权、体制弊端巧取豪夺而成为暴富的人之外，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这些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因为穷人，医疗、教育等的开支才成为问题；也因为有人穷，为了生活，即使污染、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也有人要做。所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需要创造条件，鼓励全体国民继续积极发展生产，努力增加财富，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有鉴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政府也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环境的建设，补足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但是怎么样才能一方面让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让穷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比富人的收入增长快呢？有什么好的方式？要寻找这样的一个途径就必须先知道穷人和富人的特性是什么。除了因老、因病或其他天灾人祸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之外，穷人的特性是他们只有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人则除了劳动力外，还有资本，许多还拥有较高的企业家才能。由于上述的特性，在市场经济中，一般说来，富人比较能够承担风险，掌握市场的机遇，要保护遵纪守法的富人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样经济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要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则是要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能够充分就业，而且，让他们赚取的工资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以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提高。要达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调整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所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发展这样的产业，我国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些产业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的剩余会最多，投资在这些产业的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会最大。所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这样，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上升，资本的价值也会不断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不断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资本不断贬值，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同时收入提高了，污染的行业和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就业，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工矿的灾难就会减少；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沿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而且，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各个行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只要练好内功、做好管理就能获利，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政府才能不干预市场的运行，真正转变职能，关注教育、卫生、社保、环境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反过来讲，如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赶超战略，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固然在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不能持续。而且，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会拉大。投资到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富人或者和政府关系好、能够利用政商关系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建立起来的企业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补贴的钱只能来自不投资于这些行业、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靠收入低的人群来补贴富有的人群的投资，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就会积累各种不满的情绪。这些企业还会通过贿赂、游说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补贴，政府可以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就会更少，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于缓解，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成为不可能。
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不仅能够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同时，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的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的增长，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然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曾提过，但是并未产生实质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
传统的赶超战略以计划体制为载体，由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主体，追求的是利润，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要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提是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有了这样的价格体系，每个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会按照价格信号的引导，进入到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的技术来生产。但是，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道路，传统赶超战略下的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压低，给企业的信号不完全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的实际状况。在这种体制下，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批到土地，价格是低的，给了一些人利用特权、体制弊端成为暴富的机会，也使得投资容易偏离我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政府放松对投资和信贷的控制，就容易出现信贷过度扩张、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投资过热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结果政府就不得不再靠看得见的手来进行111;nclick="activateYQinl(this);return false;">宏观调控。所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彻底改革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方向难于确定，只能由各个企业自己判断，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选择产业、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比较清晰，政府可以通过规划部门研究、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产业政策，提供给企业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参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还不完善，政府在相关的金融、法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配合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必要的变革。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这是“十一五”从过去的计划改为规划的主要原因。尤其，我国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有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根据中央制定的支柱产业，一哄而上。各个地方在“十一五”期间投资的热点应该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地理、市场条件，选择符合比较优势、易于形成产业群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行业来发展，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增长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