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民众的收入倍增，一种意见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政府应当在由市场调节的民众收入领域找到保证弱势群体收入倍增的抓手，否则弱势群体可能会“被倍增”；一种意见认为，收入倍增意味着劳动成本上涨，应当大幅度“减税”，否则中小企业将难以为继。两者看起来相互抵牾，其实完全可以合并破解，那就是将“减税”变成“转税”，以促进弱势群体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的形成。 企业的成本压力并非仅限于劳动力价格上涨
转税是相对于减税成为一种共识的基础上而言的，就是将正在推进的结构性减税与收入倍增目标直接挂钩，转移支付给收入没有达到相应增幅的劳动者的工资袋中，建立弱势群体收入倍增的直通车。当然，这种转移支付是有条件的，最终是为了保证在企业里形成劳动者收入正常增长的机制，而不是越俎代庖。这样做有助于确保结构性减税的初衷能够迅速兑现，不至于使得减税与收入倍增形成两张皮，事与愿违。 早有专家呼吁，收入分配改革最紧要的是减税改革。似乎越强调收入倍增目标，减税的力度越需要加强。的确，收入倍增所依赖的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内容涉及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从而使得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比如目前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使得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被国家拿走。如果能够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到15%或者更低，企业提升盈利空间就会相对提高，给工人发放工资的余地可能会更大一些。然而，这种减税的正当理由是收入倍增，而绝非提升盈利空间。如果以为只有通过政府减税让利，才能让企业负担减轻，盈利空间提升，忽视了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决定性作用，则是一种误导。 应当承认，推进结构性减税有助于企业在经营中获利；然而，相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而言，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劳动者收入现实的增长。我们知道，劳动者的工薪收入被列入成本，和利润是一种零和关系。企业既然不愿意政府分食这块蛋糕，怎么会拱手让给劳动者？渣打银行年初的一项针对中国1000家中小企业的信心指数调查显示，65％的受访企业选择持平甚至削减目前的薪资以控制人力成本。须知企业的成本压力是多方面的，在资源消耗较大的企业，原材料的涨价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当政府减税之后，难以保证这部分资金必然会用在低收入群体身上。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是一种惯性。在资本收入优先的情况下，对收入倍增所要解决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 政府每减一分税，企业主就会为工人多发一份工资来维持经营，这只是一种善良假设。这种假设建立在经营者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未免过于天真。去年11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编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2)》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为23.1分，有六成企业处于“旁观”阶段，难以让人们乐观。事实上，工资集体协商、带薪休假、缴纳社保基金等在中小企业落实得并不理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国企、央企比较普遍。对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调整，很难成为企业的自然行为和自觉行为。在中国青年报去年底进行的题为“2012年你的收入增长了吗？”的调查中，超7成的受访者去年收入没增长。 民众收入倍增作为政府承诺必须找到一个抓手 民众收入倍增作为政府承诺，究竟应当怎样兑现？可以肯定，国家发改委不可能直接指令企业必须给职工发多少工资，除了对一些社会保障线之下的低收入乃至无收入者，政府不大可能直接给民众派发货币。在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既要改变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过多干预，又要使得不受权力左控的企业工资指导方案落地，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抓手使得两者兼顾。减税变成转税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将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直接用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可以成为实现收入倍增目标的重要基石。过去，人们将法律法规对劳动者保障程度的提高叫做“政府点菜，企业买单”，企业不买账导致有关工资改革方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反映了民生诉求的尴尬。将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实现收入倍增目标就有了底气。据著名财税学者高培勇估算，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经提出过减税一万亿元的设想。可见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如果按给每位收入较低的劳动者每人每年补贴6000元计算，可以惠及一亿在职劳动者；如果将补贴设计成一定的梯次，可以使受惠的低收入群体更大一些。 将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直接用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可以为收入倍增目标的全面实现发挥有力的杠杆作用。收入倍增低并非人人倍增，同时需要对高薪实施限制，即所谓“限高”。而政府公务员和一些由财政养起来的事业单位人员，包括一些公益性的岗位，他们的工资增长是可控的，收入倍增应当不难得到保证。转税不是撒胡椒面，可以不考虑转向他们。这样一来，减税应当惠及的范围并不大，主要用来支持规模较小的民企和亟需转型的困难企业以便在扩大就业，鼓励院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方面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直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使他们看到收入增长有保证，钱包相对鼓一些，买得起东西，更放心一些地消费，也有助于拉动内需。 事实上，为了在促进收入倍增实现的过程中同时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直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是必须利用的一个兜底措施。一般认为，未来8年中国只要保持7.5%的增长速度，就可实现GDP倍增目标。也就是说，从统计数字上看，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并不算十分困难；难的是让更多的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假如民营资本进入一些关键领域或者融资继续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很可能出现的一个情景是，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公务员和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可以增得更多，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收入增长难有保障，他们所享受的只是通过人均计算而得到的“被增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利用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直接用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就是一种兜底保障。 在转移支付中确保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底线 如果将转税列入转移支付的范畴，那就不是一个新课题；至于把税收转移到老百姓收入上，有识之士早有呼吁。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年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就表示，希望政府能把税收转移到老百姓收入上，直接加入到企业员工收入上面。当然，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实施转移支付，至少在我国非农领域还没有多少成熟的经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指出以下几点或许是必要的： 首先，需要明确转税并非退税，不是将应当减收的税款等额返还特定企业；而是要相对集中起来使用，逐步扩大统筹范围，以解决体制、行业、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相对于企业而言，转移支付的资金具有先行垫付的性质。当企业没有能力为员工增加工资，或者增加的幅度达不到收入倍增目标的需要时，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转移支付。受理转税的机关应当为企业指定整改期，一般为一年。当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时，应当返还先行垫付的员工工资，以保证先行垫付的可持续性。过了整改期仍然不能为员工正常增长工资的，可以申请减免返还。是否继续先行垫付，应当根据产业政策进行审查。对于产能过剩、资源消耗大的企业类型，应当考查其转型、创新的力度。力度不够的，向员工发出从业警示。 其次，转移支付以直接划拨到员工个人账户的方式进行，以保证基层劳动者成为减税的直接受益者。转移支付的数额主要根据工资增幅的考核结果而定，凡是工薪收入没有达到当地当年平均工资水平的劳动者都可以申请转移支付。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劳动者，都可以由个人向所在企业的工会组织提出申请，工会审核后交企业汇总，并进行内部公示，剔除因违章违纪违法而降薪的成分。转移支付的数额以工资增幅所应达到的标准的差额为准，如有虚报冒领，取消相应资格，并追回转移支付的部分。转移支付虽然直接划拨到员工个人账户，实际上还是以企业的信用为担保，同时应当督促企业制定出工资正常增长的整改计划，以促进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形成。 再次，加强转移支付的劳动监察。在转移支付中确保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底线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比如需要为每一位劳动者建立唯一的工薪收入账户，在不同的银行间联网使用，严禁银行之间各行其是，恶性竞争。各地要有较为齐全的经济统计和社会保障统计等基础性统计资料。如果基础数据不完整、不精确，就会影响转移支付的公正性、准确性。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立法，以立法的形式促进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实施，防止转移支付资金被相关政府部门克扣、挪用。最重要的是，认真对待劳动者的有关投诉。凡是企业没有按照有关规定每年为员工涨工资，又没有为员工通过转税途径申请转移支付的，一旦有员工投诉，经核实后应追究企业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