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力不公、效率低下、滥用职权等等问题，其实各种政治制度的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以为对此以政治学法律学的角度提出来其实更加恰如其分。把政治开明、司法公正等等问题都纳入经济学的管辖领域怕是越权嫌疑严重了。 谁都知道家长滥用权力是不对的，但是不能因此说家长职位的存在有问题，家长的职能是多余的，家庭结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家长滥用了权力，说明我们知道他不滥用的界限在哪里，说明我们已经承认他是有“事”可做和有“事”应该做的。我们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措施让他在其位谋其政就是了，他还是要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的而不是变成一个不作为者。 过去的年代里，完全计划经济已经让大家受尽苦头，现在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资私有化等等问题也让大家看到了另一个错误的苗头。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某些问题的界限在哪里，比如政府职能和国家干预有何差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是政府职能和国家干预手段？这种辩论是有益的。 以上是张建平先生的意思， 郎咸平教授说“我们需要这一代的党国领导人，是一个精英政府，而这个精英政府他努力的目标，是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他的话是经济理论还是政治理论。张先生说把政治开明、司法公正等等问题都纳入经济学的管辖领域是越权嫌疑严重,也表达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措施让家长在其位谋其政，那张先生认为郎咸平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解决中国问题是要政治解决还是经济解决。归根结底之后郎咸平肯定得解释，这个法是由谁来制定和由谁监督才会有效。 吴敬琏教授说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前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话是经济理论还是政治理论。为效率和寻找什么是市场机制，从纯经济理论理解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在这种滞后的政治体制中使经济学被社会指责，张先生又有何感想，我认为通过市场的充分竟争和促进经济增长是纯经济理论而已。 近来铺天盖地的对经济学家的指责，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国企的改革，这种改革原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国企的资产是中国通过一种外来的理论指导，再通过政治革命从各种资本家手上得来，再通过全体国民在艰苦中积累得到的财产，而现在，对这些企业权属还没有确定之时，还没有到创业者手上之时，就开始由所谓企业精英拍卖和转让，把它作为经济学中的商品问题来解决，这是政治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却又不能让这些企业象东欧那样，在先公正地分配与所有的劳动者后，再寻找重新组合来产生新的持有团体，因为这个社会不能容忍私有化的存在，私有制的存在会使权力到下层的手上，社会只能容忍权力的存在在国家手上。郎咸平似乎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中提出“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在不能从下去监督中只能寄希望于上面的自我监督。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财产分配问题，在财产的合理和公平分配上才会去产生经济学，如农村改革的土地承包。于是在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之时，为什么要将责任推向经济学家上，为什么要将责任推向研究经济效率的人身上。难道所有的政治家就不去负这些责任吗？
所看到的中国新产生的问题更多是政治问题。在所谓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所有的改革中并没有看到权力的改变，即便是口口声声喊行政放权的国企，都是政府垄断着权力，是一种握紧怕死，放开怕飞的改革状态。根本看不到国家中的教育行业和医疗行业的市场竟争，看到的是中国国民在这个既由政府垄断，又希望为摆脱其负担和无效率的管理体制。不得不向行业付与权力来对百姓的任意宰割。而其由此造成的后果全作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作为自由经济的结果，在中国，我实际不知道百姓已有了多少自由的选择，还不知道百姓是不是能有权力，自由地去选择那些勇于收费来改革的局长和官员。还不知道国家在稳定压倒一切中付与了多少权力来监督政府，中国的经济学还是象上世纪革命年代一样，糊糊涂涂钻进了为政治需要的套子里。 不必需要在提出资源配置后再提效率，国家相信计划经济在对资源的配置中，是存在着权力后去调拨会得到更好的配置，但计划经济在配置后是不是形成很好的效率又是另一回事，我所看到的是政府的改革只是在对资源的重新认识后的改革，即什么是资源，通过什么方法去调动和调节资源的重新认识之后，得到一种有别于以前行政权力调节和调动方式，这种方式是从对货币的意识形态改变开始，从资本家剥削下肮脏的货币，不知不觉的在政府中，改变成为利用货币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有效力量，通过货币可以调动资源挖掘资源，吴敬琏教授的“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前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时变成了以货币机制和计划增长率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源源不断流出的货币成了政府的资源，使政府的从以前的通过行政权力调动的资源，变成了货币调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让货币一下子不再见到其政治本质，而完全变成了经济的行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在货币的供给下形成，而不是在自由和私有的改革中产生，社会和人们一下子看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上有东西出售，而这些东西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于是国民就在这意识形态的改革中得到重新认识，从上到下向钱看。原本在马克思看来是最政治化的货币不再政治，社会在GDP增长中却认为已经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理论。诸不知这反而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冲击，使马克思理论的信仰崩溃，更由于货币的流出中会在权力没有得到监督时，会因有权力存在改变其流出的方向。改变其流向的阶层和群体，经济学的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这种原本是政治的问题，在发现西方的凯恩斯原理之后照搬利用，在发行货币上不看自己的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区别，就天真地只从经济来理解，中国改革也由此因政治因素变成混乱不清和畸形，也使经济学家分不出该从什么方位入手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是不得不先转变成政治学家，并在政治学家的指导下去研究经济学。 不去批评郎咸平计划经济错误，也不去批评吴敬琏市场经济错误，只有承认了他们为中国改革在努力，在他们的努力中，让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贫乏和混乱。 马克思理论是从政治中出来。而凯恩斯理论是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到后来成为政府权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的表现，使政府可能存在的对经济的直接的权力参与，变成政府间接的通过货币和财政来参与，使经济学在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而中国，却是一个既有从经济上权力发行货币和通过财政控制来参与，又存在为意识形态的统治而去实施行政权力参与。还是一个纯正的政治经济学中，这就让市场经济和市场规律的解释和实践，变成了表面的解释和运用而已。
这样，经济学家又何必为所谓因市场经济造成的后果来相互指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