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国企转制过程中资产流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苇町：我认为这种现象呈现出两个突出的阶段特征。由于有些地方对中央的精神理解不透，致使在早期的转制过程中，形成一股“卖企业”风———把“小企业卖光”、把“亏损企业卖光”，甚至有些地方还明确提出了指标任务。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把资不抵债的企业“零转让”，让一些人不花一分钱就获得了巨大的国有资产，当然也包括企业所占用的国有土地。另一方面，有些人靠低价买进，再重新包装卖出的方式，大发横财。
1999年后，中央对国企改革做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国企转制、重组过程中，一些地方仍没按中央的精神和指示去做，前面一些现象仍存在，并在不断扩大规模，此时，最突出的表现是：“暗箱操作”、“一对一的转让”、“协议转让”等方式。有两种形式特别值得注意：一种是“靓女先嫁”，即卖好企业、卖赚钱的优质企业，或把企业效益好的部分拿出来与人合资，而把差的剥离出来。这种做法得到了相当一些人的认同，他们觉得“与其一起死，不如让一部分人先活”，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而是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种就是企业的整体低估转让，因为当初的企业用地基本上是无偿的，有些人买企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看中的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地产。
记者：您认为导致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苇町：有人戏称，国企转制过程是第三次“发财”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是国企转制的整个运作过程不够规范。例如，国企的转让拍卖，原则上应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而且要广泛地征集受让方进行竞争，这样才会体现市场价格，还原企业的真实价值。
记者：在企业转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流向了个别人的腰包，您认为这是一种纯粹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行为？
黄苇町：国有企业发展到今天，主要靠两方面的积累：一方面是农民的“剪刀差”的贡献。多年来国家一直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向农民高价格的销售工业产品，低价格的收购农副产品，这部分积累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积累。他们的大部分劳动都化作了社会扣除，仅是拿到了一小部分来满足生活需要，这部分扣除积累形成了今天的国有资产。因而说今天的国企是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资本”。所以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一种社会危害行为。
记者：您认为采取哪些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转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黄苇町：一个企业转制是否成功，我认为需要有两个条件：一看企业资产是否保值增值，二看企业职工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因此，要杜绝这种现象，除进行“廉政”反腐外，还要进行“效能监察”。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少国企是“一条到处漏水的船”，产、供、销几乎没有哪一个环节没有问题。“小金库”、“不入账”现象相当严重。管理问题也非常严重，但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好多问题是掩盖在体制问题后面的，与体制有关，但又不纯粹是体制问题。应该不断加大效能监察进行制约。
记者：对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出现的问题，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民企原罪”，那么，在国有企业转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能不能称之为“国企转制中的新原罪”？
黄苇町：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新原罪”不是企业本身的，而是在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侵占国有资产、损害国有产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违法现象。这和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利用国家政策的漏洞发财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比民营企业的“原罪”更为恶劣，影响也更为恶劣，因为它是直接利用权力侵吞了国有资产。同时，应该看到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制的大方向是对的，特别是加入世贸后，不改制就没法发展，就不会有出路，但要确保改制健康地进行，就必须加强法制化的建设，而不是让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