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忆起拥有第一件普拉达的时刻，赵欣雨（音）依旧有些陶醉。那是在 1990 年。赵欣雨在哈尔滨歌剧院唱了几年女高音，后来她到北京改行做了流行歌手。1989 年之后，演唱会一度中止，令她无以为生计。万般无奈之下，她和几位朋友开了一家夜总会，赚了大钱。赵欣雨还记得，她口袋里装满了钱，来到北京王府饭店内的一家奢侈品商店，在商品橱窗外徘徊了很久才一头冲了进去。为了买一个普拉达（Prada）手提包，她数出了一大沓钞票，约1 000 美元——普通北京人一年也见不到这么多钱。她觉得这笔花销太奢侈了，据她所说，买下后几个月里，“我压根儿不敢用这个包，生怕用旧了。”现在，赵欣雨不再担心奢侈的提包“被用旧”了，因为她的提包太多了。丈夫的房地产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她每月动不动就花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购买普拉达、迪奥（Dior）和圣罗兰（YSL）这类最新时尚服饰。她在北京的寓所中有两间屋子装满了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时装，还有一间堆的是鞋和手提包。她说: “我快没地方装东西了。”但她还想要，“我缩食不节衣。”这种情结让那些全球顶级奢侈品品牌的主管们怦然心动。中国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速度之快令全球奢侈品巨头瞠目。LVMH、历峰（Richemont）和古驰（Gucci），都赶忙奔向中国内地的城市，考察店址、宣传商品，为招揽大量像赵欣雨这样讲究穿戴的消费者打下市场基础。行业专家估计，中国目前只有大约1% 的人（1 300 万左右）有足够的收入以考虑购买高档奢侈品。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克莱尔-肯特（Claire-Kent）说，人均收入达到2 500美元之后，奢侈品消费将急剧上升。他预计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最终将达到一亿人，与日本不相上下，也会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奢侈品市场。她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称，“中国人天生就是奢侈品的受众”，并说在经历了贫穷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突然间“热衷于显示刚刚获得的财富” 。欧洲的时装公司很乐意帮他们一把。今年4月，阿玛尼（Giorgio Armani）举办了一场明星荟萃的时装发布会，庆祝其位于上海外滩的约11 150 平方米的旗舰店开张。就在同一条大街上，一家同样豪华的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店也正在做开业前的最后准备。中国已经成为杰尼亚的第四大市场，它目前在大陆24个城市中开了40 家店。古驰最近在杭州和成都开了店，将在中国的店数增加到了6 家。普拉达已有6家店，计划再开9家。热闹的不只是服装。卡地亚已经开了9家店，还计划再建7家。今年春天，它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古代珠宝和钟表展。驻华代表卡索诺奇（Dimitri Kaczorowski）称，卡地亚在华销售额近几年翻了一番，他看到了“一场奢侈品消费浪潮的开端”。要是没有香槟，这些公司该如何庆祝新店开张呢？“现在有这么多店开业，当然要用香槟酒了，”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地区营销主管布莱恩－梅霍特（AnoukBlain-Mailhot）说。中国市场在凯歌香槟的全球销售收入中所占份额很小，但布莱恩－梅霍特说，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激增。她断言: “中国的香槟市场正在起飞。”轿车制造商也竞相进入。5月，宝马公司（BMW）首席执行官赫尔穆特·庞克（Helmut Planke）飞至位于中国老工业区的沈阳，为一家新工厂剪彩。这家工厂将具备一年五万辆宝马轿车的产能，尽管关税和其他税收使价格平均上升了65%，但进口豪华车的生意在中国十分火暴。今年头五个月，宝马在中国销售了7 621 辆轿车，比去年同期多了60%。并不是所有涌向中国的奢侈品牌都能挖到金子，尤其是在初期。杰尼亚和卡地亚声称在中国的业务实现了盈利，但阿玛尼承认仍在亏损之中，而且不愿预测何时才能扭亏为盈。《财富》采访了十几家豪华服饰、手表和葡萄酒厂商，但他们都拒绝透露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和利润。摩根士丹利的调查虽然乐观，但仍然警告说，外国奢侈品牌来中国的头五年要做好亏损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没有估算中国目前和潜在的奢侈品市场规模。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消费品分析师莫仁瑛（Angela Moh）说，这个数字“谁都说不准”。尽管如此，豪华商品大规模的进入，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向富裕。
然而，许多人还仅仅是脱贫而已。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有4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那么，那些两千美元的手提包和两万美元的手表的供应商怎么赚钱呢？卡地亚的卡索诺奇说不难。“别忘了，即使是像哈尔滨和青岛这样的中等城市，人口也比瑞士多。所以，即使这些城市中买得起奢侈品的人口的比例很小也不成问题。市场的规模依旧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