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国门初开时,国人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开始大办洋务运动,但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而一场甲午战争把这个理论打得粉碎。阵痛之后人们才发现,祖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舰船兵器和铁路方面,而在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于是极不情愿地引进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和文化哲学。同样,企业落后的原因也不在于技术、资金、设备和技术层面的管理上,而在于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念方面。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学到的东西是外在的东西,而最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是隐性的东西,是内涵,是软件。而越是内涵的东西就越是能够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就像电脑一样,软件的作用远远大于硬件。无形东西的作用远胜于有形的东西。
中国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简单模仿外资企业的做法,最典型的当属郑州亚细亚商场,如统一着装、微笑待客、统一CI形象、设立营业员委屈奖等,而国外企业最根本的特色――诚实、信誉却没有学到。 就如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一样,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武器,决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精神哲学,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我们发现,亚细亚总经理王遂舟先生所拥有的只是对传统国营商业模式的反叛精神、是“脱俗”的愿望、是对国外商业运作模式的简单模仿、是创建一番伟业的雄心壮志,仅此而已。他想破除旧的商业模式,但却用旧式思维和价值观念来创建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严格按企业正规流程运作,而王遂舟的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把一切工作程序砸得粉碎;王遂舟要创办一个又一个亚细亚连锁店,而国际上成功的连锁店都是采用“分店独立所有权”的管理模式,而王遂舟却否定这一点,要把全国所有亚细亚分店的所有权集中统一管理,这种办法直接导致了亚细亚全国各连锁店的亏损和倒闭;国际上成功的连锁店都强调“管理人员本土化”,认为只有实现管理人员本土化,才能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中,如沃尔玛、麦当劳就是釆取这种做法,而亚细亚各地分店的管理人员一律由郑州派出,绝不用当地人,完全是内陆封闭式用人方式,是对本地员工的一种不信任;现代企业管理强调干部任用及考核透明化、程序化,而亚细亚的高层人事安排完全是黑箱操作,由老总一个人决定;国外企业最讲究信誉,而亚细亚则无限期拖欠供应商货款,从不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笔者1998年8月去郑州出差,亲眼目睹了亚细亚商场门口围堵着几百名高举横幅讨债愤怒的供应商,亲眼看见亚细亚商场被郑州市工商局查封。
亚细亚的悲剧就在于,在它试图创建起一套崭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却未能首先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哲学和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方式。而是仍然用旧式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去操作一场新的管理革命,结果,这场革命不伦不类,最终归于失败。
亚细亚的悲剧实际上就是所有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缩影,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中国民营企业跌跌撞撞地从计划经济思维和农业社会背景中走出来,带着叛逆者的性格、带着探索者的迷茫、带着太多的先天不足、带着对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一知半解、带着旧式价值观念,在自身素质及外在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上阵,辉煌一时,然后又悲壮地倒下,演出一幕幕催人深思的悲剧。
用传统的文化哲学和思维方式去操作新型的企业——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走不出“短命规律”的根本原因。
在建立新型企业之前,企业家必须先建立新型的思想观念,在建立有形东西之前必须先建立无形的东西,无形决定有形。而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都是用旧有的无形物来指导建立新型的有形物,待建立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无形的东西存在着太多的弊端。
在民营企业现代化办公大楼和进口先进设备的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传统的、家族式的、带着浓厚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色彩的价值观念。
有形的东西最容易形成和改变,最难改变和形成的是无形的东西。而对事物发展起着根本作用的永远都是无形的东西――精神。
在一部分中国民营企业的骨髓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基因,它的内容是:一种狭隘的视野、一种对人的冷漠、一种对人文精神的轻蔑、一种对自由民主原则的排斥、一种与国际化潮流极不合拍的小农意识和市侩心态、一种对通用规则的忽略、一种缺乏自己的固有原则、一种盲目追风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浅簿。
相当一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第一要旨,思想行为大都违反科学理性原则及人文精神,信誉不高,缺少个人首创精神,热衷于追风赶潮,经营管理活动中带有过多的政治目的,根本违反制度和规则原则。
中国民营企业最滞后和落伍的不是厂房、设备、技术和营销模式,而是企业家的精神世界。它的进步极为艰难,也许需要整整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
民营企业老总们总想超世脱俗,总想开创一番伟业,但是,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那一套,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其所有行为和观念仍然是传统老套,没有什么根本变化,颇有些象太平天国一样,虽然是打着“基督上帝”和“均贫富、等贵*”的旗号,但其所有的做法怎么也逃不出封建帝王的种种俗套,如三宫六院、诛灭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真能够战胜清王朝,那么,所建立起来的也绝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国家,而是另一个封建王朝,唯一不同的只是男人不扎辫子。虽然太平天国主张天下大同,但洪秀全在南京的皇宫中登基称帝后,其所作所为同一切历代帝王没有根本区别(如三官六院)。太平天国曾一次性将数百名男童进行庵割、变成太监后分给东王、天王和翼王。
在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最多的不是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气质,而是中国封建帝王的影子,汉武帝、朱元璋、刘邦和康熙皇帝。
同样,如果企业只强调员工的奉献,而把员工正常的利益要求降到最低点,员工就会寻求另一种渠道来满足,这样一来,反而比建立正常的利益满足机制更恶劣,很多民营老板往往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劲儿地拼命强调大家奉献奉献。
六、七十年代有一部国人百看不厌的故事片《南征北战》,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国民党兵打了败仗开始撤退,残兵败将的蜂涌着往车上爬,有几个伤兵无人理睬,汽车开走之后,几个躺在地下的伤兵绝望的不断向车上人招手,其中一个断腿伤兵柱着拐杖一瘸一瘸地向汽车追去。当车上的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必然会产生这种想法:“一旦我作战负伤,最后必然也是这样的结局。”这样,士兵在战斗中考虑更多的就不是战斗胜利,而是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一个企业家学历高低、出生背景、个人阅历、处事方法、管理作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否具有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最基本的诚信原则。中国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有着很多时髦的思想和超前的观念,但最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民营企业家的精神气质中更多的是那种绿林豪杰气质,而缺少李嘉诚、包玉刚、韦尔奇、艾柯卡等现代企业家身上的那种理性、严谨、条理和逻辑性取向的精神气质。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开始在二十一世纪操作现代型企业,而其精神气质还远远达不到与他们的企业发展相匹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