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年的9月是中国名牌公布的时间。伴随2005年中国名牌产品名单的公布，以品牌促经济的思想将进一步主导各地政府的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中国名牌的培育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以期寻找到更为务实的做法，解决国内各地区宏观上的差距及微观操作上的瓶颈与困惑。
中国名牌的现状与分布中国名牌的现状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牵头组建的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名推委”）主办，中国名牌的评选从2001年正式开始，截至目前已进行了四次评选，但因中国名牌有效期为三年，所以目前真正有效的仅包括2002年的123个、2003年的147个和2004年的271个，共541个（有数字为479家企业的547个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涉及95个产品门类的120种产品品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比例为88：32，其中生产资料类共118 个中国名牌，而生活资料中与百姓饮食有关的则占25 种125种中国名牌，为第一大产品类群，其次日用电子电器产品族群，有20种103个中国名牌，再次是是穿戴族群共18种100个中国名牌。
中国名牌的分布
中国名牌的省级分布
如图一所示，目前中国名牌最多的五个省市为：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福建和上海，分别为108、82、61、34和34个，差异也很大。尚没有中国名牌的有青海和西藏（不包含港澳特区和台湾省），中国名牌数量在5个以下的有陕西、云南、吉林、贵州、海南、宁夏、甘肃，分别为4、4、4、3、2、1和1个。除上海外其它直辖市拥有中国名牌的量分别为北京15个、天津9个和重庆5个。
图一
中国名牌的市级分布
之所以再从市级城市的角度看中国名牌的分布，一方面是因为省份分析过于宽泛不能反映出省内区域经济差异，另一方面则因为市级行政单位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中流砥柱，是各项经济政策和制度最有力的推进者，中国名牌数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施政能力。
目前在我国总共332个市、地区、自治州（不含四个直辖市）中，拥有中国名牌的有129个，中国名牌数量超过5个的共21个地区，有5个的为南京和潍坊，有4个的共汕头、石家庄、成都、西安、扬州、江阴、济南、威海、嘉兴、金华等10个地区，有3个的共武汉、长春、合肥、福州、长沙、呼和浩特、柳州、临沂、龙岩、绵阳等10个地区，有两个的共昆明、乌鲁木齐、大连等21个地区。
图二
中国名牌与地区经济发展区域经济首先要从中国名牌做起
因为我国疆域广阔，各地的经济水平差异很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2004年上半年各省市GDP总量最高的广东省为6959.7亿元，排第十五的北京为1910.3亿元，而排最后的西藏自治区仅为81.6亿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与当地的一二三产的综合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业的发展程度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工业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当地的品牌尤其中国名牌的数量有直接、正向的关系。
图四
从图三与图一，图四与图五的对比我们就能看出，2004年上半年GDP排名前15个省份名单与中国名牌数量排前15的省份名单，重合的达到14个，而且排前四的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更是完全一致；2003年城市GDP排名前15位（不含四个直辖市）和中国名牌市级地区排名前15位的地区，重合的也高达10个。
另外，从进入中国名牌数量排名前21位的市级地区来看，除哈尔滨、郑州外其余均分布在我国东部或沿海地区。仅经济发达的华南广东、华东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四省就占据其中19席，平均每个上榜城市有16.2个。而中西部没有一个城市超过10个。
这样的事实足可以说明，东北和中西部要振兴经济就需首先从创立和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中国名牌开始。
中国名牌的分布彰显区域经济的集群优势
仔细分析中国名牌的分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中国名牌往往扎堆”。比如在青岛、佛山，家电类产品的中国名牌就多达16个和10个；在佛山，建筑陶瓷产品的中国名牌就有7个，占本类别所有中国名牌的70%；在重庆，摩托车产品的中国名牌就有4个，占本类别所有中国名牌的66.7%；在泉州，旅游鞋产品的中国名牌就有4个，同样占本类别所有中国名牌的66.7%；在台州，工业缝纫机产品的中国名牌就有3个，占本类别所有中国名牌的60%；在温州，低压电器产品的中国名牌就有5个，占本类别所有中国名牌的62.5%……类似的还有河南食品类产品中国名牌多，浙江的小家电产品中国名牌多，江苏、浙江的服装业中国名牌多和深圳的IT产品和钟表产品中国名牌多等。
为什么？这就是区域产业集群（Cluster）的优势使然。
根据产业分析与竞争大师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指的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简单讲，就是当一个区域内某种产业形成相当规模时，与之配套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就会汇集过来，使这种产业在采购、加工、销售等环节更具成本、人才和时间等优势，从而产业得到更大发展。以青岛为例，目前青岛家电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20%。家电产品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897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7%。家电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三大龙头企业（2004年又加入了TCL），2003年除自身1300亿元的销售收入和43亿元的税收外，还带动了800多家配套企业的发展。其中，仅海尔集团一家就吸引了74家配套供应商“落户”，不乏爱默生、三洋、三菱重工等33家跨国公司，他们累计在青岛投资了30亿元。
当产业集群上升到品牌的层面后，就形成了区位品牌。区位品牌通过类似于“产地名+产品+特性”的格式，为某个地域的特定产品给予定性，并使这一定性受到广泛认可。典型的说法有“青岛家电”、“温州皮鞋”、“金华火腿”、“龙口粉丝”、“佛山陶”等，也就是品牌扎堆的结果。
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作为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决策者，政府对形成本区域的产业集群有调控作用。然而，产业集群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现阶段的政府而言，规划和引导产业集群的形成，就必须做好“发掘本地的已有优势、确定本地区的战略定位、进行本地资源的优质配比”等项工作。
经过作者对目前中国名牌分布较为集中、有明显产业集群特征的地区分析，发现一般来讲，政府在培育和引导产业集群方面有以下途径：
1、 利用本地的优势条件吸引外地关键性企业落户本地而逐步培育与发展。这应该说是中国名牌分布最集中的珠三角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方式。
2、 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和既有的企业基础，通过规划而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
3、 在一些专业化交易集散地建立大型专业化市场，通过市场的接近带来本地的生产，从而形成产业集群。这一方式是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方式。如温州的皮鞋工业、服装工业和低压电器产业就是这样形成的。
4、 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与促进本地企业家创业（私营经济）而形成产业集群。这是浙江、广东两省关联性中国名牌比较多的主要原因。在目前拥有中国名牌产品数量最多的广东和浙江，民营经济都占据了整个GDP的一半以上。据统计，2003年底，浙江省有民营企业30.1万户，超过广东，仅次于江苏，为全国第二，平均每天注册私企215家。个体私营经济总比重占到了全省GDP的53％。所以，在这两省出现民企中国名牌产品多于国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在温州是中国同级别城市中拥有最多的中国名牌的城市，而创出中国名牌的，无一不是非公企业。而温州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这样形成的。
5、 通过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分拆而形成产业集群。“大而全”是一些国有特大型企业发展的沉重包袱，但通过分拆形成一系列“专而精”企业群，既是解决这类国有企业出路的有效办法，也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途径。这是广州和上海这两个中国名牌聚集的超大城市的做法。
6、 在具有一定的企业基础但企业比较分散的地区，可以围绕几个核心企业建立工业园，通过一些措施促使分散的企业逐步“移植”而培育出产业集群。这实际是作为后起之秀地区的通用做法，比如泉州的运动鞋、台州的缝纫机、重庆的摩托车产业集群。
7、 对既有工业园区进行产业调整，明确主导产业，并制定一些针对性措施，尤其结合招商引资而制定出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同类与相关企业进驻，并补偿性地迁移出一些非相关企业，可以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这一点，青岛在黄岛区建立中国最大的家电业工业园区就是一例，青岛原有海尔、海信和澳柯玛三个独立、分散于不同区的工业园，经过政府规划，如今不仅这三家国内大型企业聚到了一起，而且通过政策吸引来了TCL。
这里，我们以中国名牌产品相对聚居的少数几个地区为例说明。
以“食品工业”为支柱产业，河南食品品牌硕果累累河南省具有极为丰富的农业资源。据统计，２００１年，河南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油料、水果总产量居全国第二位；肉类总产量居全国第三位；牧业产值、牛肉产量、牛出栏、牛存栏、山羊存栏和大牲畜存栏等６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羊肉产量、山绵羊出栏和生猪存栏等３项指标居全国第二位；猪肉产量、禽蛋产量、山绵羊存栏、蜂蜜产量和生猪出栏等６项指标居全国第三位；蔬菜、奶类、水产品均处在全国前列。河南也是全国重要的土特产产地。而且，随着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河南的农产品将日益丰富化、特色化、优质化、专用化，将为食品加工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劲。
所以，河南省在实事求是地工作原则下，连续三个五年计划都把食品工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培育，优先发展。在各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河南省不仅形成了完整的食品产供销产业链，而且在多个地市比如漯河、周口和驻马店等形成较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全省国有及限额以上的食品工业企业１６７２家，固定资产净值２０８.７０亿元，从业人员３６.６５万人。
正是这种宏观引导和调控，在目前有效的中国名牌产品中，河南就拥有包括“金星”啤酒， “金苑”、“神象”面粉，“三全”、“科迪”汤圆，“思念”水饺、“莲花”味精，“双汇”、“众品”低温肉制品，“双汇”、“邦杰”火腿肠等11个，占所有食品类中国名牌产品的近20%。而且，食品工业的经济总量由“八五”时期的全国第7位上升到“九五”以来的第4位。
不仅如此，它们中有多个在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高居第一。如，双汇肉制品在国内综合市场占有率达３８％，火腿肠占国内市场份额的４７％；莲花味精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４６％；方便面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２５％；华英鸭肉已占领韩国市场份额的７０％。河南还是全国最大的面粉及面制品加工基地，面粉、挂面产量全国第一，方便面食品占全国市场份额1/4,速冻食品更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成多。
“乳都”构想下的双子星
提起“乳都”，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但提起“伊利”和“蒙牛”两个乳品品牌却很少有人不知道。
集群思维助青岛品牌腾飞“结合名企现状确立主导产业，再用主导产业定位推动名企发展”，可以说是青岛市产业战略规划的主导思想。2004年，青岛市在这一战略引导下已成雏形的家电、电子、修造船、石化、汽车、港口等六大产业集群的十大核心集团完成工业总产值一千四百二十九点二亿元人民币。
集群是当今世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维方式，亦是一种改善创新条件、加速生产力发展、催生新企业面世的有效手段。青岛市政府按这一新思维行事，开辟了一条整合海内外优势资源打造产业集群的捷径。
一是利用名牌优势整合。青岛是中国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最多的城市，拥有诸如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双星等海内外知名的企业和产品。这些名牌企业利用自身的吸引力与海内外大公司合作，将产业链拉到自己身边。以海尔为例，截至二00四年年底，已将七十四家供应商吸引到青岛周边地区，其中三洋、爱默生等海外知名大企业三十三家；广州冷机等国内龙头企业二十四家。而海信与松下、日立、三星、LG等国际大公司合作、澳柯玛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合作在自身周边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多达三百一十余家。名牌企业“树大根深”，而其整合海内外优势资源所形成的供应链，亦都群集身边“大树成林”。
二是利用区位优势整合。青岛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拥有世界上条件最好的天然港口，青岛港目前已跻身于世界亿吨大港之列。青岛市政府利用区位优势，围绕港口产业加大对内对外招商力度，先后与马士基、伊藤忠、宝钢等一批实力强大的海内外企业合作，成功地打造了规模近九百家的现代港口物流产业群；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全面合作，辟建青岛海西湾造修船基地，使一大批配套企业及研究院所闻风而至，并因此引来了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开发区建设海洋石油工程基地。集群效应毕现。
三是利用基础资源优势整合。青岛的纺织产业在中国曾有“上(海)青(岛)天(津)”之称，其重型和特种汽车亦曾在海内外红极一时。青岛即发集团利用青岛纺织基础优势与丸红、三菱等世界五百强企业合资合作，共建针织服装基地；与双日、东棉、丰田通商等国际大公司合资生产高档色织布面料；与日本最大的纺织生产企业东丽株式会社合资生产高档染色服装面料，形成了一个拥有三百六十余家纺纱、织布、染整、印花、服装加工、包装辅料等产业链的针织服装产业集群。青岛重型和特种汽车厂与中国一汽集团联姻发展汽车产业，目前已形成为之配套的涉及钢材、化工原料、物流、运输、零部件等领域的一百多家本地企业集团。其产业集群形成之快、之好出人意料。
产业集群化缩短了产业链的空间距离，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仅家电、电子产业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三大龙头企业二00四年产品出口额增长幅度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晋江创新“经济马赛克”正如斯科特所言：“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版图上，由于大量产业集群的存在，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经济马赛克’，世界财富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些块状区域内被创造出来的。”当“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纺织工业基地”、“全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内衣名镇”、“中国休闲服装名镇”、“中国石材之乡”、“中国陶瓷重镇”等响当当的称号集中地指向“晋江”这一地名时，人们再也无法小视这方649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辐射出的巨大产业能量。
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眼光看，很难想象在晋江这样一个资源禀赋薄弱、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大工业。但晋江人拥有另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重商务实、冒险进取、兼容开放、爱拼敢赢的精神底蕴，这些本质上与市场精神相契合的文化资源，一旦迸发出来，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人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拾遗补缺地抢先进入技术门槛较低、又为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民生产品制造业。正是从这种以家庭作坊为特征的“草根工业”起步，晋江走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内生式经济增长道路，硬是把“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把“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把“大产业”做成了青春勃发的产业集群，并逐步呈现出从以轻型加工为主向轻重并举、重化制造方向发展的态势。
人们把晋江产业集群的形成归结为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仿效性竞争和产业链延伸。在晋江，一个产业集群的形成通常循着类似的线路：先是个别先知先觉者在某个行业取得成功，周围的人们在其示范下纷纷起而效之，仿效的人多了就必然引起竞争，而竞争则必然产生优胜劣汰的分化。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仿效、竞争、整合、洗牌，一批企业脱颖而出，形成规模、创出品牌、成为骨干，构成了产业龙头，进而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发展，实现从办企业到办产业的转变。出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技术水平的需要，一些企业逐步把生产过程中可剥离的部分剥离出来，走专业化生产道路，这样就强化了各种各样的配套需求，产生了产业链上下延伸和相关行业逐步配套的强大拉力。比如，成衣业需要大量的布料和辅料，就出现了纺织、染整后加工等上游产业和拉链等配套行业；纺织业需要丝，就又出现了化纤行业，随着锦兴、百宏、侨成等化纤集团的上马，晋江可望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化纤工业基地。
市场的强大张力、引力和较好的产业环境，使晋江得以“粘着”流动着的资本，集聚起产业发展的资源和要素。目前，在晋江6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聚集起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鞋业制造、纺织服装、化纤工业、建筑陶瓷、食品饮料、伞具、玩具等一批相对较为典型或者说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同时还拥有机械设备、精细化工、纸制品以及制药、家具等一批具有集群趋势的产业。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5％，集中在这批集群之中。其中旅游运动鞋年产量分别占全国同类产品的40％和世界的20％；糖果年产量占全国的20％；外墙砖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5％，琉璃瓦产品几乎垄断国内市场；成品伞年产量占全国的18％、出口量的27％。
佛山政府与企业同进退、利用“标准”发展产业集群佛山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著名的侨乡，东倚广州，毗邻港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著名的侨乡。经济总量迅速增长，2004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近280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万元。其中，家电、陶瓷与服装产业集群贡献突出。
在发展陶瓷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佛山政府最大的亮点在于能高屋建瓴的提出，佛山陶瓷企业必须意识到从“佛山制造”到“佛山标准”的重要意义。
原因是佛山在大打“佛山陶瓷”品牌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陶瓷行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产品良莠不齐，同行恶性竞争激烈，尤其是出口市场低价倾销，严重影响着佛山陶瓷的国际声誉与发展后劲。与此同时，佛山陶瓷对外缺乏统一品牌，也影响了佛山陶瓷对外的整体竞争力。基于此，佛山市、区两级政府提出了一个概念：“佛山标准”。国际上有句俗语：“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标准。”由于佛山陶瓷汇聚了国内一流的研发、技术和交易平台，不管是本地企业扩张还是外地企业发展，都可以贴牌生产，通过“佛山标准”使佛山陶瓷的规模越滚越大。对此，包括鹰牌在内的多数参加国际展览的企业深有感触。佛山陶瓷已从过去的“土特产”向现代化商品品牌转变，从“地摊”走上“货架”，这是佛山佛山政府在陶瓷业产业集群发展中引入“标准”概念的最大品牌价值收获。
除此外，佛山政府在解决陶瓷加工重污染问题时，还提出以技术创新应对工厂外迁，有效避免了产业集群的分化、削弱。以中国名牌企业东鹏集团为例，公司在别的企业外迁时，相应政府号召主动进行技术升级，将企业从加工型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变，推广清洁生产和ISO14000标准，把过去烟囱林立、污染较重的陶瓷企业改造为“花园式”企业，希望陶瓷在佛山不要走。
另外，佛山政府还在当地土地资源受限、影响企业发展时，以“哑铃型”理论——“研发、市场两头大，生产部分小，两头在佛山，这样不管企业怎么发展，都不会影响佛山陶瓷的核心竞争力”来引导企业，一方面建立包括生产、物流、交易、技术、信息在内的集群产业链，一方面发展清洁生产、研发、文化和旅游等瓷都的新内核。提倡企业可以朝着“广场”在外、“核心”在内的模式发展。
温州作强行业协会为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助力温州有16个中国名牌却没有一个是国营的。这16个中国名牌分别从服装、皮鞋和低压电器三大产业集群中产生。而纵观这三个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商会”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是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经济的一种务实做法。
温州的行业性组织中，叫“商会”的归在全国工商联的总商会下面，以民间自发组织为主，商会会长由该行业中选举出来的有号召力的企业老板兼职。叫“协会”的则归温州市经贸委管理，其中很多行业都曾由经贸委管辖，这些协会被认为官方性质明显、运作并不成功。2002年，温州又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规定所有行会组织需要在该机构注册，方能获取合法地位。
服装业被认为是温州优秀企业家最多的产业，而在温州的行业协会中，运作最为完善、号召力最强的也是服装商会。
温州服装商会正式成立于1994年3月25日。温州的服装业起步很早，恶性竞争的后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彰显。1985年，温州前店后厂式的妙古服装批发市场发生恶性价格大战。商户之间三天两头斗殴，搞得工商人员焦头烂额，成了救火队。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同行之间相互倾轧，显然弊大于利。在这种对无序竞争状态的模糊认识中，温州服装业一晃就过了近10年。
到1994年服装商会成立的时候，尽管大家对市场的认识更为深刻，但对行业协会组织的作用却依然认识模糊。这个组织到底应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大家都说不好。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商会最起码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同行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坐下来平心静气地交流。这正是当时这些服装企业最为迫切的要求，他们希望一改“同行是冤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恶性竞争的局面，避免摩擦，并互相提携。
另一个促成商会成立的因素是，温州服装业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有上千家企业，但各自的规模都很小，且都以小批发市场为主。11家称得上是龙头的服装企业突发奇想，希望政府在温州市规划出一条商业街，以形成“名牌服装一条街”。但各个企业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个组织来推动此事。当时的温州在工商联总商会之下已出现了一些同业公会组织，如百货业、食品公会等等。这个动议一出，就由工商联牵头，11家服装企业的老板发起成立了温州服装商会。半年筹备期后，会员就几近百家。
服装商会成立后，大家聚在一起的共同语言是：尽管温州服装业表现尚可，但和上海、宁波的企业比起来，规模还是太小。于是10家企业提出联合起来成立“温州服装集团公司”，实行“强强联合”。这个计划从1995年开始谈，半年后流产，原因是当时大家没有意识到强强联合其实需要资产重构。松散、无核心是谈不上联合的。不过，这次不成功的尝试提升了行业内的联合意识。1995年，两个企业联合集团——庄吉集团和报喜鸟集团出现了。庄吉集团的成立模式是在庄吉服装公司危难之时，时任金顶针制衣公司总经理带资产进入，重组成庄吉集团。报喜鸟集团则是几家企业联合在有号召力的报喜鸟周围。后来，温州又陆续出现了美特斯邦威、高邦和法派等集团。
商会成立之前，同行互不来往。商会成立后，虽然定期聚会不多，但自发性聚会多了起来。某个企业新厂房落成，会请同行参观。温州服装业流行一个说法：同行说你好，才叫好。夏蒙服装公司在与意大利顶级服装品牌“杰尼亚”合资之前，一直保持低调，但其产品颇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业内的口碑非常好。
服装商会成立后所做的另一件事情也是帮助企业在质量方面进行提升。他们跟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主动邀请国家质量检测中心对温州主要的服装品牌进行抽检，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组织技术培训。服装商会坚持每年组织一次全面质量抽检，对产品质量好的进行表彰，对差的进行督导，由此形成了重质量的行业氛围。紧跟着，服装商会又提出了“创名牌”，号召大家“质量立世，名牌兴业”，打造“区域品牌”。
2000年温州服装商会成立了“法治维权”机构。当年就令会员从中收益。当时温州6家服装企业在温州大厦设立专卖店，为了赶在轻工博览会时开业，便抓紧装修。大厦内的其他业主纠集了一批社会上的人去捣乱，派出所也管不了，企业便找到了商会。商会立即找到市政府，市政府指派了一个负责工业的副秘书长，组织公安部门派警员连续几天进行全天监护，使得工程顺利进行。
维权还涉及到解决企业之间人才纠纷、企业上下游之间质量纠纷等问题。这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告到法院难以解决，于是企业便找到商会。会长和几个副会长都是大企业的老板，说话有一定的份量，把纠纷双方叫到一起来谈，能起到仲裁的作用。企业通常都要维护自己在业内的声誉，否则，商会便会在业内进行曝光，生意肯定受影响，这也是一种舆论监督。除此之外，商会还担当着“民间行业内专利机构”的职责。企业的一件产品或一个款式，都可以到商会进行“维权”申请，以防被竞争对手抄袭。几年前的温州服装店，橱窗里的模特都是面朝里站着，就是提防着同行间的抄袭。如今，这样的橱窗陈设几乎没有了。
在服装商会看来，商会是服务性机构而非管理机构。“有作为才有地位。”要有作为，必须真正为企业服务，建立威信，在行业内有号召力。也只有这样，才会得到政府的重视。
服装商会现有12个人，全部是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专职人员。会长和副会长由会员中选出的企业家兼职。商会设一个综合办公室，组织对会员企业的各种培训，召开会议。设有展览部，主要负责温州服装行业每年的3个大型交流和展销活动。设有办公室，处理商会的日常事务。另外，服装商会设立一个编辑部，出版月刊《温州服装》。内容包括产业信息、产业政策、市场动态、龙头企业动态和营销、管理资讯。
服装商会目前已实行了“企业化管理”。会员达到1000多家后，陈敏成立了三个分会：女装分会、针织品分会、外贸服装分会，另外还成立了休闲服专业委员会和设计师专业委员会。3个分会独立运作，各自有自己的秘书长和财务，业务上由商会进行指导。温州市各区、县也各自成立服装商会分会，但总会把所有分会联系起来，避免企业重复入会，而会费可直接交到分会。
最初，商会的运作资金由两部分组成：会员会费和赞助费。1000多家会员，每家会费在每年500～800元之间。赞助费则由大企业捐赠，比如服装商会100多家理事单位、40多家常务理事、20 多个副会长，每年分别要交赞助费理事2000元、常务理事费5000元、副会长1万元、会长3万元。这样算下来，一年五六十万的收入，够平时开销了。
运作成功的服装商会，其行会价值已得到体现，在行业内的号召力使其具备了商业赢利的能力：一是办展览，商会可从中获取部分收入；二是近年来外地到温州搞活动的增多，需要服装商会支持的，将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三是培训班所带来的培训收入；四是政府会委托商会做一些市场调查、行业调查、服装设计师职称评定等，商会也会收取一定费用。有时温州市政府还会给商会一些小额奖励，2002年服装商会就拿到政府的3万元奖金。并且，随着商会承担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多，政府会逐步加大补助。
每年温州都会组织各企业出国考察，服装商会可帮助组团。以一年组织上百人、每人费用2万元计算，政府会按每人2000元返给商会，这也是服装商会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如7月24日，商会将带队温州女装企业的60多人到深圳参加服装博览会论坛，路费、房费、参展费及货物运输费等由商会统一打理，可为企业省力、省钱，自然可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