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的政府似乎动不动就能向大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我们的政府在宣布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所使用的特别财政措施方面也很断然，我还想到以前我们政府选择债转股或者政府增资等措施的时候也似乎党政主要领导或者核心部门宣布就可以。在这里面似乎始终不存在一个财政预算的合法性手续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拿出那么多钱来办的这些事情，有多少是经过了立法机关的讨论与批准手续的。
其实在这里面就显示了一个预算控制流程的问题。说实在的，我们的政府预算现在就是走到人大会议上，也就是一些大的项目，因为很专业、很概括，人大代表也不大可能明白预算的成本，而很重要的是预算的执行成效也并没有很明确清晰可信的评价结果，该花多少钱与花得怎么样，更多的是行政内部游戏，就是人大代表看到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何况很大一部分的预算本身并没有很好地显示与标注出来，比如建设楼堂馆所的费用、比如为大家垢病的机关吃喝的费用、比如党务部门的预算支出、各类特别预算支出，这些都是大量地化约在一些看起来不是很清晰的项目下运行的。但是毕竟最后大的预算盘子还是要经过那么一个形式化的手续，但是在类似注资、救市这类重大的资金使用上，我们似乎连这类形式化的手续与欧美国家那套财政预算控制流程都不需要了。
在本质上来说，其实政治治理的性质是由预算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以及港台的体制中代议制民主中预算机构、预算会议与预算谈判的作用会那么突出。只要没有预算支持，其实一些的政治构想都是空的，相反只要有预算支持，任何的想法都可能付诸实施。当我们看到不少地方的烂尾工程、政绩工程，还有很多领导的拍脑袋工程，其实如果没有预算的非透明与形式化作用机制，那些工程就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现在的党政高级领导的缺少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他们在动用政府财政资源上的制约薄弱，他们手上的那支笔下的批示，可真是有着财神爷都没有的法力哦。
我们当然理解救市的紧急性，我们也理解有的时候特市特办的必要。但是一个社会法制与规范在艰难的努力中取得的一点点长期成果，却很可能为很短时间的特别情况或者紧急需要所毁灭，这也是为何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机，很多人担心政府用了太多的资源帮助了国进民退，帮助了更大的政府权力与更弱化了社会的声音与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