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决垄断问题才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兼论苏共丧失执政权的原因
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以下称建议）中指出，“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关键就在于必须“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才能“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基础。”那么，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制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行政管理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建议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行政管理体制这个障碍形成的原因是政府行政官员对权利的垄断和行业的垄断阻碍了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从而形成了贫富差距过大的两极分化。因此，解决垄断问题是关系到全局的属于战略上大问题，是关系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问题。
关于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建议”第“23”条指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解决行业垄断的措施是非常正确的。行业垄断是造成两极分化过大的重要原因,在电力、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工作的干部职工比一般行业的干部职工的收入高得多，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贡献大于其它行业，而是人为的市场不准进入的结果。如2005年重庆市16家民有企业拟联合建立重庆就业银行遭到银监会的拒绝批准，尽管有去年和今年的“一号文件”先后提出“积极兴办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尽管大量存在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强烈要求。
还有前几年的“陕西石油案”强行收回民间油企和油农的开采权，美其名曰是为了避免亡党亡国，实际上是为了垄断的高额利润。据今年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披露，河南省烟草公司230多名职工，有一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4670元，相当于郑州市在岗职工一年的收入。各地的烟草公司是属于国家垄断的专卖行业。
低收入群体交不起学费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行业的垄断。最近教育部一位副主任否认教育改革的不成功，并说教育部一直反对教育产业化。工农大众是不会恭维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却不是教育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当然，公共的义务教育是不应该产业化的），而主要原因却是教育行业的垄断。教育垄断的表现之一是：一方面不允许私人学校发展，尤其是不允许私人学校赚取利润；同时却允许公办学校大肆收费。表现之二是国家重点院校依靠国家即全民财产建立起来的优势不去完成全民族重托的培养高精尖的人才和一流的科研任务，而利用这种优势去抢夺普通高校的饭碗，美其名曰自由竞争，实际上是重点高校垄断生员。中国也应是国立和民营学校并举，并且都享受国民待遇。提供公共教育的公办学校的资产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还要收取高昂的学费，道理何在？资金不足，可减少国立学校的数目，办好基本的公共教育。
医疗行业的垄断使广大民众看不起病。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的很少，就允许医院提高零售药品价格和追求高额利润，而医院监管部门也同时受益。还是那句话：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立医院的资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要使得平民大众看不起病，道理何在？国家还非常厚待这种公立医院，不但免税，还给政府补贴；而社会办的医院既要缴税，又没有政府补贴。这就是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吗？这实际上是挤兑民营医院，让追求利润的公立医院垄断医疗行业。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院长牛俊奇说：“医疗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因医疗机构市场化导致的，而恰恰是由不完全市场化和国有高度垄断造成的。”还说，医疗行业进入门槛高，而对能形成一定投资规模的外资，国家一直是限制的。目前境外约有600亿美元的资金在我国医疗市场外等候，国内这些小规模的民营医院只能在大医院的夹缝中生长，根本不可能进入高端市场竞争。医疗费用价格高是垄断造成的，国家应鼓励市场来竟价，将整体价格下拉。
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只靠中央红头文件和行业监管部门是不够的，垄断的既得利益者会下有对策的，况且监管部门与垄断行业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人大”应出台“反垄断法”。要发挥“人大”和舆论的监督作用，要司法独立的依法办案。要驳倒权贵们以国家公有制为招牌而堂而皇之搞垄断的谬论。
我国的行业垄断不是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由竞争形成的垄断，而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尚未完全突破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现在最突出的是行政垄断。就是中央在建议中第26条指出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可以说，行政垄断是“十一五”是必须解决的突出矛盾；否则，中国的经济社会前景难以乐观。
行政垄断主要表现在对国企、对国有银行、对国有土地及对集体土地的垄断；行政垄断集体表现形式是党政一体的行政官员的个人或团伙对资源权力的垄断。如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全民的，企业的领导只有管理经营权，遇到重大问题要请示全民（代权机构是人大），起码要与企业职工（代权机构是职代会）商量，因为全民财产也有他们一份。然而，有些企业领导把所有权、占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等大权于一身，说一不二。我们要问，是谁给原四川省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以4000万元卖掉4、6亿元的国有资产的权力？（2005年12月6日〈重庆时报〉第4版）；国有企业的实际主人应是人代会及常设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的国务院，而我们非要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官员们集公仆和主人于一身不可，为什么非要抗拒分权制衡这一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
对国有银行也是样，领导批个条子就可以贷款，银行高管一出问题就是上亿元的大案。因为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都是那么几个人，所有的权利都是这几个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只不过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不是分权制衡没有中国特色的办法，而是怕失掉既得利益而已。
土地名义上是国家和集体的，有些已经异化成一些官员的私有财产，批给谁和卖多少钱都有行政官员说了算。为什么不和全民和集体商量商量呢？看来，国家、集体的财产和行政官员的财产是一回事。
还有对劳动力价格的垄断问题，有些企事业的一般的职工的收入与领导收入相差过大，这收入的决定权垄断在领导手里。农民工没有自己的与顾主谈判组织，农民的工资低而又多年不变。有的专家认为，工农大众收入太低对经济发展不利，值得决策者思考。
一位国资委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国企大户没有一家是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竞争格局。”是否垄断不在于名义上是国家（全民）所有和分成多少公司，而在于作为国家公仆的各级官员垄断了国有企业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而不与全国人民（人大）和企业职工进行分权和接受监督，“保姆”异化成主人，这不是垄断是什么？这位负责人还说，去年中央企业税金加利润近万亿元，今年过万亿元。但我们应看到，这些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掌权者盗窃、挥霍、浪费的数字惊人。据邓聿文先生一篇文章揭露：福布豪斯，“特种纤维”老总陈顺利骗贷款10亿元。带着家人远走加拿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先生披露：前建设银行思平支行的行长，在思平创造了二十多亿元的不良资产。人民网11月17日邓聿文的“中国人为何勤而不富有”的文章说，近十年，在国企股份公司、股改上7000万股民损失1、5万亿元。从1998年，为保持金融稳定大体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经济学家樊纲说，这些揭露出来的数字只是“九牛一毛”。
有人说，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垄断体制是难以为继了。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不打破国家对金融对企业的垄断就不能走上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韦伯在《文明的历史脚步》书中说“古代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窒息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50页）“官员、土地占有者和商人所具有的特殊利益是窒息合理化倾向的决定性因素。”（157页）这种国家行政官员的“公有制”和部门行业的垄断，将窒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国家行政官员垄断金融和经营企业是官员连绵不绝腐败的根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笔者理解韦伯书中有这样一个思想，坚持官僚主义政治的世袭制及其实行行政官员垄断市场交换经济权利的“租借征税权带来的一般后果是，只有来自外部的军事征服，或革命或宗教革命才能打破租借征税权利益的坚固结构，才能创造新的权力结构和新的经济结构，这是一条规律。由于前面提到的障碍。一切内部改革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78页）这条规律已被历史所证实，一是二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通过美英的军事征服走上民主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二是俄罗斯是通过苏共丧失垄断权利的苏联人民的政治革命而走上了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苏共垮台及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不肯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首先是坚决不放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垄断的经济权利。戈而巴乔夫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解散苏联共产党，而是搞市场社会主义，从而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资文化生活水平。但是，戈而巴乔夫清楚的认识到，要继续前进必须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把过分集中的权力下放给企业劳动者，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给国有企业以自主权，允许他们根据供求关系决定产量，通过提薪定职奖励优秀分子来调动工人积极性，这些措施在1988年实行，这一年戈氏还决定了扩大私人企业。在农业方面他决定“使农民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农民，期限可达50年，而且有继承权。这种土地政策是比较彻底的。然而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或明或暗地反对这些实质性的改革，保守派几乎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要同改革派作对。如戈氏要扩大私人企业，保守派就用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制约，对私人和合作社的征税率高达90%，结果大批企业被迫关闭。戈氏农村改革方案，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结果在1989年3月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出租土地，但继续保留农庄，作为国家农业的支柱。保守派在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似乎没有公开反对，但是拒不执行。许多当地党政官员并不给企业自主权，结果许多目标没有实现。诗人叶夫图深科把保守派对改革的策略归纳为两条：一是表面支持暗中破坏，二是“紧紧拥抱，将其窒息”。既得利益集团对实质性的改革不是淡化、歪曲，就是以假乱真。由于苏共坚持垄断权力，到头来必然被人民和历史潮流所抛弃。苏共假改革真反动的就是一面镜子，也是嗡嗡作响的警钟！
总而言之，落实“十一五”规划和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垄断问题。垄断表现之一是行业垄断，如石油、石化、电力等行业的垄断；国家放弃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责任，允许并且帮助医院追求高额利润，这也是一种垄断的表现。垄断最大的表现是国家官员对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垄断即“建议”所说的行政垄断。名义上的国家全民财产，由于没有具体体现全民财产的制度措施（如人大和职代会的主人地位的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在国企中没有制度体现，而由国务院行政官员管人管事管财务垄断国有企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由国家垄断的，而是国家法律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劳动者占有股份的个人所有权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拙文“马克思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见2003年12月出版的《论社会所有制》第110页），
行政官员对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垄断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解决这一大问题，执政党是关键，执政党有三种选择：一是按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从根本上改革公有制的垄断问题，从所有制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坚持这种兼顾三者利益的社会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就一定会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二是不从根本上解决，坚持行业权贵垄断和坚持公有制属于社会公仆的行政官员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方向，以低保、送温暖等办法来保持稳定，这种前途的可能性最大。三是人民最不愿意看到的，由于民众收入保持低水平，拉动不了内需，经济萧条，民众群体事件不断，社会动荡不宁，经济社会遭到破坏。何去何从，要看专政党是否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崔文华 2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