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搜集印度的相关资料过程中，早几天看到了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写的《印度一瞥》的文章。该文提到：“不管结婚时是男方出钱或者女方出钱，中印两国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都是女婴严重不足。将来都会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成为头号的社会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发展娼妓业恐怕是唯一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的方法。”
发展娼妓业恐怕是唯一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的方法？！看到这一点，思想观念向来比较保守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可是经验告诉我，茅老的话，可是不能轻易否定的。也因为这个原因，笔者查找了相关资料，现将有关内容简要概述如下。
一、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根据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性别比正常应该是100比103至100比107之间，我国男女出生性别比（0至4岁）已经达到119.86比100。
别小看这数字，它是相当恐怖的，如果全国男女比例也是如此的话，那么意味着男性比女性多出1亿多人口！（13亿/220*20）倘若1亿人娶不到老婆，想想看，中国会变成怎样的情形？相当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强奸、拐骗妇女之类的案件会大幅度上升！
二、发达国家对发展娼妓业的政策和态度
发展娼妓业，对社会无疑是利弊兼有，关键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实证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应不应该发展娼妓业，这是规范分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因此会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这是正常现象。笔者不想在这方面花太多的笔墨，在此，只简要介绍一下各发达国家对发展娼妓业的政策和态度。
从新西兰、英国、法国、瑞典、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娼妓政策有一共同点：单就从事性交易此行为并不违法，但对其相关的行为则有不同程度的规范。因此，这些政策的立场既非全然自由放任，亦非全然压抑。当然与此同时，也隐约传递一个讯息：娼妓是被厌恶的。只是，或许基于“刑罚无法有效消灭娼妓”的共同体认，不同国家皆将其政策的首要目标置于：1.减少妓业对公共秩序的干扰，2.减少对娼妓的剥削。例如规定娼妓不同公然招客，他人不得媒介性交易、引诱个人从娼或依赖娼妓为生等。
即使在性开放的国家或时期，例如瑞典，或荷兰在性革命期间，社会对娼妓仍有其需求。多数国家透过限制、减少从娼的型态方式，以求达到缓慢减少娼妓的效果。加拿大和英国的娼妓则运用各种地下化的策略从事性交易，例如消极式的阻街、拉皮条或暧昧不明的广告。法国娼妓则多集结在某些区域内，以不致于触法的方式招客。荷兰政府则能容忍娼妓于红灯区内执业，只要从娼者不表现得过于积极拉客。在瑞典，只要娼妓不至于干扰社会安宁即可。在德国，妓院则可以合法存在，并且必须接受地方政府的规约。各国在避免娼妓被剥削、勿使娼妓融入犯罪次文化、预防青少年从娼或是减少娼妓的被依赖等方面，对娼妓业禁止得越厉害的国家，如英国及加拿大的政策，最无法有效处理，反而逼使妓业地下化；法国、荷兰及瑞典也是一样无效，虽然其管理措施似乎较开放、能容忍在较公开地区的性交易；而对待娼妓最宽松的德国，则是最不可能发生上述问题的国家。
从不干扰公共治安的角度来看，瑞典由于对性自由相当宽容，因此娼妓本来就少，对治安与公共安宁本不致于构成威胁或困扰；加拿大与英国则因为严格禁止公开招客，所以问题也不大；德国某些地区由于严格禁止妓院外的性交易、妓院又可以合法设立，因此也不致于造成干扰；法国及德国其它容许妓院外性交易的地方，则最容易引起社区居民的反弹与排斥。 所有国家中，只有德国及荷兰红灯区的娼妓固定纳税。至于在性病传染方面，由于无法确实估计到底多少比率的受感染者是透过嫖妓之管道，因此只能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间接推估。据估计，瑞典及荷兰二国的比率应少于百分之五，而其它国家则在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而且最重要的传染源应是娼妓之外的性接触。
三、对中国发展娼妓业的看法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一旦涉及“应不应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争论相当大。但根据经济学原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彼此之间的自愿交换，是能增进双方利益的，因而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问题是，娼妓与嫖客之间的性交换，除了改善彼此的处境外，还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外部效应，比如会造成家庭的不稳定、易传播性病等。前者，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大多数是不能接受的，象瑞典这样相当宽容的国家，还是不多）；后者，又在于制度设计。
但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类社会越发展，人的自由度也就越大。马克思也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标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性自由，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至少，比一些国家发现妇女通奸后，用乱石把妇女砸死进步得多吧。而且实际上，象瑞典这类极为性自由的国家，也并没有引起多少灾难性的后果。
再者，孔夫子说：食色，性也。这就是说，色，是人的本性。而本性，是消灭不了的。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一国对娼妓禁止得再怎么严厉，地下交易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现实而又比较可行的办法，恐怕也不是单单靠一个“禁”字所能解决的。如此说来，在中国设立“红灯区”，还真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