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爱国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基因
季羡林老先生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迟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并以自身为例来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上面季老的话，很使像我等容易动感情的人热泪盈眶。所谓“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自然而然的、朴素的感情。典型的例证是，每届奥运会，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不为中国队喝彩加油的？更何况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抱负的知识分子？
类似催人泪下的，还有郁达夫在《沉沦》一文结尾处所写的：“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中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知识分子的天职及其在中国的流失
资中筠博士在《论美国强盛之道》一文中所分析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
然而在中国，自孔子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以来，尊贵和贫贱、命令和服从、统治和被统治的等级制度，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之中。特别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的一再强化，使得不论家庭、单位，亦或国家，都要由人对人的干涉和控制来维持结构的稳定。比方说，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制度底下，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用人机制底下，在“伴君如伴虎”的阴影底下，臣子和下属整日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汗不敢出地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鲜有敢于“批龙鳞、逆圣听”者，久而久之，便慢慢地丧失了独立人格。
三、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怜命运，季羡林先生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十分精辟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 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l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 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 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四、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
鲁迅在《未有天才》一文中曾说道：“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从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命运来看，倘若要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机理也如此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