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有什么比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前瞻性了，西方的媒体和研究机构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觉来分析和解读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决策者们的真正的长远意图，然后针对中国这些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决策意图来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添加一双高空展翼飞翔的翅膀。西方大部分媒体的主基调是非常充满“温柔陷阱”的“粉色宣言”，极力鼓吹“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发达论”等等，有西方的媒体甚至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西方媒体用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字眼让很多高高在上的中国政府官员们如此心花怒放、飘飘欲然，仿佛中国真的在主宰这个世界似的。这个世界真的这么容易被主宰吗？中国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有一点西方的媒体是非常正确的，他们在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阻扰的，为了掩饰他们内心的不安，需要用夸张性的语言来迷惑中国。在西方看来，亚洲的繁荣与否的重任全部系在中国的身上，西方这种有意为之的行为是很值得中国人反思的。从实际的地缘考虑和大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中国所处的地缘并不是特别有利的，周边的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还是小心翼翼的，特别是印度的快速发展引起一些对中国快速崛起不安的周边小国家的兴奋，他们主动向印度示好，想利用印度的经济力量和发展前景以及国际影响力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以期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国际影响力上对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中日高层领导的风格各异的外交策略时时让两国人民的情绪变化防不胜防。中国在面临印度和日本的问题时，需要从长远的利益考虑，尽管中国和日本这种“政冷经热”的局面还将持续下去，但求同存异的格调不能改变的，而且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需要从容应对印度的快速发展，虚心向印度学习他们国家的可贵之处，这些东西一定是中国所不具备的国家素养，而不是以一种傲视群雄的姿态来抹杀别人的优势。印度的软件行业和金融行业是非常有活力的，印度在这些行业的制度安排上特别值得中国的决策者借鉴和思考的，尤其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投机气氛过浓，投资价值过低是丧失国家信用的关键因素，重塑国家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印度在资本市场上的制度安排有效地降低了国家机会主义的发展势头，确保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投资回报的期望值，这也是国外的投资者非常看好印度资本市场的主要原因。中国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对资本市场的改变决策者应该从战略层面上做出方向性的调整，否则发展机会将一闪而过届时造成被动局面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西方媒体的用心可谓良苦，亚洲的繁荣不仅仅是中国的责任，更多的是亚洲区域性的共同责任，亚洲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国、印度、日本---需要重新回到一个大的怀抱里面来。如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对亚洲经济的“三驾马车”的各自发力还是那么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可以报以理解的一笑，那么在现在“地球村”的发展轨迹下，那些亚洲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还能熟视无睹地看着北美和欧盟各自的大区域经济的合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吗？北美和欧盟各自的大区域经济的合作应该是亚洲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典范，那么亚洲的政治家们需要抛弃一切政治分歧和历史偏见一起友好且坦诚地坐到谈判桌上规划亚洲的未来的共同发展，创建一个新的亚洲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应对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潮流。特别需要指出的，亚洲的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北美和欧盟各自的大区域经济的合作是需要更加超然的智慧，亚洲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胜过意识形态的阻力，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政治性的介入使得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因而亚洲的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注入了政治性的元素，但北美和欧盟各自的大区域经济的合作中经济性倾向占据上锋，这也是亚洲的政治家们需要向北美和欧盟的政治家们学习和取经的地方。西方媒体鼓吹的振兴亚洲的繁荣的责任在中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和荒谬，大区域经济发展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任何单边的行动都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有力挑战，中国的责任不在振兴亚洲的繁荣，而在组建亚洲的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上做出应有的贡献，甚至可以从亚洲区域性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当然这个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结晶，而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虽然各国诸侯经济的存在使得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个可以通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来进一步消除分歧实现多赢，让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亚洲政治多边对话平等协商机制的建立似乎遥遥无期。中国在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地方诸侯经济和中央大一统经济的困境，地方的短期行为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对立，地方政府的权力的滥用及经济的不当管制和中央的政策及善良意图的错位，地方政府的大面积腐败以及大案、窝案、串案的发生和中央的管理成本的不对称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的现实需求的方向性转移，因此表明了中国从“人治”向“政策治”的转型，中国需要用合法和合意（合乎民意）的政策来治理国家和引导人民的发展，抛弃没有规则的“人治”之术，不过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走到“法治”的道路上来，“政策治”是“人治”向“法治”转型的过渡阶段。中国在解决自身的地方诸侯经济分割的策略中需要从亚洲的其他国家中借鉴经验，在规则的建立上多下功夫，平抑国家机会主义的泛滥，让制度安排更加人性化。中国不仅仅要苦炼内功，还要学习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的信用精神，尤其是维持国家信用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接受世界性的合作，善于区分真假性合作。
从战略眼光来看，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是一体化的，不管是经济行为还是文化互动，都在不断地输入和输出各自的资源和文化，当然最大的赢家仍然是强势国家，但弱势国家无法抗拒这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就目前的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而言，依然是多元化的发展势头，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存在，政治资源的整合是个世界性难题，也是非常复杂甚至需要流血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为他们的民主政治资源做颠覆性的输出，到处游说与他们的政治架构不一样的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遭到不少非民主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特别是美国的高层领导人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暗示中国高层领导人需要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暗示是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事实上，经济资源的整合要比政治资源的整合容易的多，互相达成的共识也深刻的多，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组织和统治方式都希望自己的公民富裕和国家发达，那么发展经济是每个国家和统治者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共识下，需要符号多元化的国家利益诉求的机制来引导不同政制、不同起点、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同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熔炉中来。那么亚洲未来的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子集，北美和欧盟各自的大区域经济的合作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左右经济的引擎，既然在这样的发展大环境下，亚洲构建一个新的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势在必行了。
中国需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融入到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来，从制度上着手，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功转型。同样亚洲的振兴也需要抓住共同发展的要义，通过多方的一致努力、协商和谈判来解决共同发展的问题和利益分配的难题，不过构建一个新的亚洲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导入到亚洲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去应该是个非常有前景的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