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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浓缩为”和”“合”两个字。但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解放后，中国传统基本完全被颠覆，对”和”“合”也就背弃了。
“和”“合”具有普世的价值，是无须推论证明的公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世界也需要。大同世界就是”和合”的世界。”和合”融合了人性、民主、自由理念的所有信息。事实证明，”和”“合”则万物共荣，反之则一损俱损。
拿俄罗斯的转型来说，苏联解体之初，由于公民社会极不成熟，经济状况很是混乱，当时共产党随时准备复辟（第二届总统选举前久加诺夫的支持率是叶利钦的三倍）。在这种情况下，寡头们与青年改革派及其他社会力量自觉联合，利用达沃斯集会形成达沃斯联盟，在政治上实现了”和”“合”，结果叶利钦最后以高于久加诺夫13%的选票当选第二任总统,成功阻止了共产党的复辟,有力的捍卫了俄罗斯的体制改革。但随后寡头们和改革派内部因为分赃不均又一次分裂,俄罗斯又陷入一次混乱。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沉浮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第二种力量极为脆弱，导致社会资源被寡头们垄断，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极不可靠也不稳定，缺乏基本的公平，是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其二是社会各阶层必须实现”和”“合”，社会各阶层应相互妥协，携手向前而不是秋后算帐、反攻倒算，”和”“合”的是所有阶层的所有力量。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团结是有传统的,第二种力量更是不成熟．那么将来中国转型会不会步俄罗斯的后尘？
今天在座的有秦晖教授﹑孙立平教授﹑孙大午先生，有许志勇博士、李伯光博士，还有仲大军教授、杨凡教授、杨立柱教授、张星水律师、杜兆勇先生、翟智高先生等诸位大家，诸位都是聪慧睿智之人，也是社会的精英，想必大家都有更深思考了。
我们应努力实现“和”“合”，使第二种力量快速﹑茁壮﹑稳健成长，以避免社会转型后的不可预期和不可管理。第二种力量的软弱是我们的忧虑但绝不是绝望，即使没有第二种力量我们也要转型，不过是成本高一些，转型后自然成长出第二、第三种力量，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误读。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第二届采摘节学术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