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持新自由主义者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是虚拟的，集体也是虚拟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主人，谁拥有了权力谁就想捞一把，致使公有制企业无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只能给国家增加包袱，因此晚卖不如早卖，即便是在产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也总比被捞的一点不剩后再想起来变卖强，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论。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把公有资产的所有权，半卖半送给个人，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国企职工变换身份成纯粹的雇佣工人，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鼎力支持这项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有：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陈淮、张文魁、周其仁以及国资委和政府部门的部分官员以及公有制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而反对这项改革的人是非主流学者、民间学者、有责任感的政府官员和几乎全体的数以亿计的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和其家人。
我通过20多年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是，国企只所以会衰败到目前这种田地，根本的原因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所有者被篡位和主流经济学理论邯郸学步黔驴技穷的结果。
8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由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屡改屡败，致使国企衰败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敌，完全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态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致！
例如，微观上，在国有集体企业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就怂恿国家贸然启用了物质刺激（发奖金）办法，致使企业迅速走上了拚设备拚能源滥发奖金的危险道路；
此路不通后，仍然在未理顺好责权利关系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启用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由于这些厂长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又被极大的弱化，这些厂长经理们自然会只为官，不为民，只为己，不为国地产生短期化、内耗、贪污腐败行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迅速流失和企业全员团队精神的消耗殆尽，而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置若罔闻；
就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陷入进退失据，内部问题突出暴露的紧要关头，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匆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于打破行业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经济成分参与几乎涉及一切行业的全方位的竞争，造成了国有和集体企业除了要背负责权利不明的体制包袱外，又背负着离退休人员负担、赋税不均负担、财务管理受限制等负担带病上阵，与那些轻装上阵、可偷税漏税、能送回扣抛红包的、优惠政策优厚的各种私有民营三资等经济成份昏天黑地展开了一场规则不一的、显失公平的激烈竞争，致使国有和集体企业元气丧尽，滑落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地；
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慢于企业改革，各级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又不暴露劣绩，就敦促银行用贷款给奄奄一息的企业喂奶，长期维系着企业明盈暗亏的局面，致使后来出现了银行断奶后，企业僵尸问题和金融坏帐问题的凸现。
再例如，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模棱两可，被迫在价格问题上采用了双轨制，巨大的差价诱惑，致使官倒现象高干子女经商问题蔚然成风，首开先河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自身形象，而主流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效制止官倒和高干子女经商的办法；
在行业管理上，主流经济学家怂恿企业一会搞横向联合、一会造航空母舰、一会又搞兼并重组，拉朗配式的包办婚姻最终抖散了企业的筋骨；
在市场管理上，完全不顾市场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种经济实体在各个行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使得社会总资金的利润率迅速下降，致使技术含量低的行业的竞争迅速进入白热化，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项目却无人无力问津；
让人费解的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又怂恿国家在同一个时期几乎同时出台了全员合同制、职工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费等需要让城镇居民捂紧钱包、拚命储蓄才能应对的所谓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一下子把城镇居民的消费热情打入到九泉冷宫，再加上银根收紧和银行的商业化，中国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终于浮出了水面；
主流经济学家怂恿国家开设股票交易市场的初衷是让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根本没有预料到股市操作的难控和股民过分投机的恶果，更没有提前采取预防措施，目前银行、企业、个人纷纷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股市，更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短缺，更加剧了需求的不足。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大多数公司都是经过乔装改扮包装上市的病态公司，责权利不明的病源并没有根除，而违轨资金又天量入市，中小投资者又难识庐山真面目，这种种的阴差阳错终于给中国的股市种下了骑虎难下的祸根，那些能够上市融资的企业，却是以圈钱为目的，圈得的资金，大多被任意挥霍，真正能用到生产经营上的却很少。
本来，克服这种乱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财产登记、帐户唯一、货币电子化，利用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进行有有效监管，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故意南辕北辙，净出些独立董事、二板市场、全流通、开放基金、银行民营化等弄巧成拙的损招。甚至最近，当股市出现剧烈下探行情的时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竟公然指责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故意挑拨股民对政府的不满，以次来推卸自身责任；
面对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从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怂恿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明白人算算帐就可以清楚，在腐败昌盛，财产往来不透明的环境下，国家每投资一个亿，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变成实际购买力的货币能有几何呢？而其中的大获利市者是不会热心于用赚来的钞票大量购买实体商品的，他们对储蓄，对股票投机，甚至对资金出逃，或者购买能保值的房地产更感兴趣，政府千辛万苦通过向老百姓借债，向银行告贷，甚至通过超量印发钞票筹集到的，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宝贵资金，犹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变成了加剧经济过热金融危机的炮弹；
当实施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3年-2004年引发投资过热后，吴敬琏、张五常等主流经济学家仍然不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资过热的责任推卸到政府干预和银行的国有化身上，极力怂恿国家对国有银行也实行民营化；
更为滑稽的是，面对持续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提高占总人口90%以上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的收入水平上，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让普通民众也尽快享有助学贷款、消费信款、创业贷款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高薪养廉上，千方百计提高公务员薪金，千方百计为国企老总们争取高额年薪，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不知道，公务员和老总加薪，工人农民伤心，有财政能力的地区部门加薪，无财政能力的地区和部门离心，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增加富人的货币量，并不象增加穷人的货币量一样能同步增加社会的实际购买力，给富人加薪，实质上就是给实体经济抽筋，给全社会压包袱，产生的需求绝大多数是虚假且危险的泡沫。
目前，极为危险的是，由于连续的政策失误，政府几乎耗费殆尽了计划经济重积累轻消费时代和改革初期积攒下来的国有资产和政府信用，甚至已经大量透支了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政府背负的公务员工资福利，离退休人员工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三农等包袱却异常沉重，入不敷出已成定局。也许是出于有病乱投医的慌乱，也许是出于拆东墙补西墙苦维稳定的无奈，也许是出于对短期出政绩的过度渴求，也许是出于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自私，总之，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似乎更加乱了方寸，任凭所剩无多的国有资产和城镇及农村土地当成了最后一块可供鲸吞的残羹。试问，当这最后一块残羹被吃净分光以后，面对几亿无产无业的国民，国将何国呢？
懂得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分析见后），也是失业率上升、工农收入下降、刑事案件上升、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可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积极促成各届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有效地利用财产登记和税收杠杆，有效防范住非法的和非合理的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却是极力鼓噪政府把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盲目招商引资，盲目追逐几乎已毫无意义的GDP，甚至把促成私产入宪，当作了工作的中心内容，岂不知，这正是那只伸过太平洋的巨大黑手，在善良的中国人面前挂起的硕大而又美味的诱饵，正在引诱少部分中国人带领大多数中国人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一些良心还没有彻底泯灭但看不清楚真相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天真的认为，只要对弱者群体实施了社会保障，一切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他们却不仔细想一想，一旦生产资料被惟利是图一毛不愿意拔的少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所牢牢控制，谁还愿意为世界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买单呢？
20多年国企改革的实践证明，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难圆其说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剧了国企的衰败。
其实，张维迎在接受采访时，已经在无意中坦白了主流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无能，例如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见，郎咸平先生所给主流经济学家所做的靠“拍脑袋”做决策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几乎完全是舶来品，是用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和屁股决定脑袋的方式来为政府出谋划策主导国企改革的。
目前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愿意从自身理论缺陷上找根源，而是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结为产权不明所有制缺位，企图通过化公有为民营，搞产权改革身份置换的股份制，一是说明他们的理论已经黔驴技穷、二是说明他们想推卸历史责任、三是说明改制将让他们中的很多人获得更多的切身利益。如果国家和人民依靠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继续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将是厘毫已差千里更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