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赁住房 配套费 住房、工资与社保,政策关联和配套



    近日,地产界名人任志强的“分区”言论备受关注。但是,对多如雪片的网评看来看去,并没有发现任志强有什么错,除了“戳穿皇帝的新衣”、“可爱的深喉”的评价我认为比较贴切之外,大多评论是见风就是雨的激情之词。

  “市场细分”是商业界市场营销理论的一个基本部分,同一种产品总是因为消费对象的消费能力而被厂家确定为不同的档次,然后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开发生产和销售。不仅仅是房地产,任何产品都是这样的,因为产品只会卖给买的起的人。

  房地产商品的市场细分是一个现实,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潘石屹出来唱反调,作秀的成分更多过讲理,因为潘石屹开发的高档商品房同样是自成小区的,他不会把一栋栋别墅分散在平民区当中。潘石屹的虚伪和别有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生产总是跟随消费的。商人的这种举措,实则是民众的选择造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发财是人人的梦想,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会住在哪里?如果你没有钱你又能住在哪里?己所不受,勿施于人,如果你是房地产商而把高档住宅和解困房混建在一起、如果你有钱还要和穷人住在一起或者会买建在一群平房当中的一栋别墅的话,你尽可以指责任志强了。

  过去曾经有个穷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有人送给我一辆宝马只准许我开的话,我也不敢要。他说得是实在话,因为他开不起,付不了油费路桥费和税。给一个穷人在豪华商区盖一间平房让他住而不允许他出让的话也是对他的折磨,就像送给他一辆宝马一样,他周边都是高消费,他恐怕连吃饭都会成问题了。

  真话经过任的口中一出,就变成了众矢之的,然则住宅分区是现实——众多民众一起促成的现实——而不是什么主张,针对任志强的言论搞一个特别宣传也是无的放矢的炒作。民众对来自政府和厂商的欺骗当然是十分反感的,但是,为何对说真话的人也如此反感?为何虚伪的潘石屹会少遭唾骂?如果任志强也像潘石屹那样嘴上说一套私下做一套,民众会因此喜欢他吗?

  任志强说要和政府分分工——政府给穷人盖房,自己给有钱人盖房。这种想法没有任何错误,但是立刻招来一顿臭骂。似乎民众对政府给自己盖的房子没有兴趣,非要赖在任志强身上让他盖好房送给民众才是出路。其实,在这种民商情绪对立的时候,民众表现出的激情已经无法用理论来消解了。平民的反应所传递的中国社会当前的贫富分化及其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信号不得不引起政府的注意。 

  和这个住宅分区问题有点近似、同样极易引起民众反感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优势要不要保持的问题。其实,这种优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什么人要不要保持或者什么人要不要推倒它的问题。

  如果政府单独指定最低工资标准而没有其他政策配套的话,最低工资标准固然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人为地抬高或者降低。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只能保证就业人群的法定利益,却无非保证所有人口的利益。换句话说,总人口是由就业人群和非就业人群组成的,工资政策无非涵盖非就业的人群。而一个政府要解决的是整个社会的收入问题,而非单单是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问题。也就是说,在考虑已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无业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居民收入”不可以变形为“提高城市就业人口的收入”,否则,高工资政策导致的后果可能就是高失业率。

  在商品时代里,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这种商品的供求速度决定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也不例外。如果政府强行制定劳动力价格,实际上破坏了供求速度决定价格的价格决定机制。如果政府干预劳动力价格的决策是反映民意的,也就等于是民众实际上放弃了在劳动力这个领域的市场化诉求。

  中国是人口大国,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速度很大。而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的现代化,对劳动力总数量需求必然地是萎缩的,因为劳动力的劳动能力越来越高,单位劳动力所能推动的产品越来越多。因此,对于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只要人口问题不缓解,劳动力的拥有者(劳动者)处于买方市场的地位是难以扭转的。这不是要不要保持低工资的问题,而是市场迫使你处在低工资的水平上。

  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状况下,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会导致失业人群的扩大。这个结果可以从厂商对工资政策的反应上推理出来。下面给出一个虚拟但一点都不虚假的例子。

  厂商面对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作出什么反应?假如现在厂商需要招收100名雇员,因为就业竞争的局面,很快200名应聘者站到了厂商面前,同样因为竞争的原因,这200名应聘者都愿意接受最低工资,但是这个最低工资是由法定的而不是应聘者自己要求的,可能从去年的500涨到了现在的800。那么,厂商原来用5万元可以顾到的员工,现在最少要支付8万元了。厂商有两个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每月支付8万元招收100名员工,二是把每月多支付的3万元拿出来购买自动化设备而只招80名甚至50名工人。厂商何去何从?

  通常厂商会选择后一方案,这样有许多附带的好处:自动化水平提高后产品质量的人为因素更少质量更稳定;少给政府交纳员工的各种保险和费用;更少的人事管理费用和员工生活保障支出……结果就是原来有100人就业而现在会变成了80人或者50人就业。

  对于被有幸挑选而就业的人来说,工资水平的确提高了,但是对社会整体来说,却因为工资制度的调整多出20个失业者。当厂商生产手段更加现代化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会招聘文化水平更高、经验更丰富的应聘者,也就是说,不幸落选的人多是低教育水平的人。

  假如国家不强行提高工人工资而由市场选择,显然庞大的竞争压力会导致应聘者把自己的要求降到最低点,首先就是那些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的人更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因此,厂商就完全处于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有利位置。《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指出,价格作为一个区间形态,当市场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成交价格总是落在区间的左边界即卖方的底限上,也就是维持在低工资水平上。就业的这种状况,导致就业者处于看似不公平的地位不是厂商的责任,是由于就业人群的内部竞争压力所致,就像帖子“都是人口惹得祸”所说的那样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6348。

  如此说来,中国民众只有在低收入水平苦度时日了?当然不是。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工资政策不能孤立得推进,必须要有配套的社会保证体系同步跟上。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同步跟上,所有失业劳动力都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失业就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了,可能还会有许多人选择“自主失业”。当潜在就业人群对可能的失业不在恐惧的时候,就业压力就被缓解,从而处于买方市场的劣势地位得到改善。形成一个就业者收入更高,失业者生活有保障的良序社会。

  在现有极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极力赞同国家提高工资待遇底线的人大多都是自认为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无忧无虑的优势地位的人或者已经是一个在业者。如果是一个对自己的就业能力担心不已的人,比如刚刚放下锄把走出大山的农民来说,他是不会鼓动提高工资待遇的,因为这样意味着他更加难以在城市里找到就业机会。

  前些时对要不要全民社保的问题激烈讨论了一阵。我的观点是要。不要的观点,无非是要维系一个不平等的就业压力存在,进而维系一个低工资的劳动力优势存在。而政府如果这样做了而又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政府的失职和对原本处于不公平地位的人口的更加不公平——用牺牲一部分人本来应该享有的社会待遇的方法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群的待遇的提高——即是按照西方经济学来说也是一个非柏累图改进,即无效率的举措。

  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转移支付资金本质上还是要来源于生产领域,因此,强行提高厂商在工资方面的支付和要求厂商纳更多的税以用来转移支付其本质是相同的,最终都是厂商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前者受益的是部分人群,而后者受益的是所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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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需求两分法划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界限。政府应该对公共领域的事情负责而不能不作为,要对民众的基本居住要求负责(可以作为基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来对待)、要对民众的失业问题作出基本的社会保障,否则就是失职。政府必须牢记,政府是全民的政府,不单单是市民的政府。至于那些大家认为可以交付给市场的东西,就应该放任自流,由市场决定其生灭兴衰,毕竟其兴也好其衰也罢,都是非必要需求领域的事情,不会对民众的必要需求造成影响而危及民众生存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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