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科学史的研究历程，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纷争。由于内史论和外史论都只是代表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因而它们的争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李约瑟难题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问题，即近代科学为何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古代中国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本文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剖析，得到的启示是，纯内史研究和纯外史研究都是不充分的，而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史或对科学史进行反思，既可以消除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限与纷争，又可以更全面、更有价值地认识科学史。
一、科学史研究上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及其纷争
科学史内史主要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历史，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学科发展史。在1931年的伦教大会之前，科学史研究领域一直是持内史论观点的内史学派的天下。1929年出版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就是内史学派的经典性著作。内史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并非取决于社会的因素，探索科学发展的历史根源不应该仅仅考察科学与物质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寻找科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以及影响科学发展哲学因素。他们主张科学史即是概念和概念框架演化的历史，其方法大都采用概念分析方法。法国内史大师库瓦雷从30年起在其代表作《伽利略研究》中开创了“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充分显示了概念分析方法的巨大魅力。这种方法从科学概念入手，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从它的演化发展中探求科学发展的规律。他的科学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开创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代先河，奠定了科学史内史的研究传统。此后的拉卡托斯、 霍尔顿等受到库瓦雷的影响，也主张在科学史研究中广泛运用概念分析方法，并在内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科学史外史主要研究的并不是科学自身的概念及概念框架的历史演变，而是诉诸于科学外部的社会环境因素与科学相互作用的历史实在与历史事实，即研究科学
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93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前苏联物理学家黑森（Hessen）提交了一篇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对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要想知道象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答案最好是从产生这些成就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1]黑森的观点在西方科学史学术界开辟了一种新的科学史研究方式，开创了科学史外史研究的新时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在1938年正式发表的题为《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博士论文，其中论述了英国17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促进科学技术的作用，也论述了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成为科学史中外史学派的又一经典著作。80年代以来，科学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对科学史外史研究的浪潮。正如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第四任主编R.P.马尔特霍夫（R.P.Multhauf）在谈到他任主编15年时的感触说：“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科学史研究开始出现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2]ISIS第五任主编A. 撒克利（A.Tharchary）在《创造历史》一文中也总结说：“科学史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的思想史转向了复杂的文化整体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3]外史学派兴起后，造就了一大批外史学派科学历史学家。其中J.D.贝尔纳以他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在科学史外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博士则以他的毕生心血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了盛誉。
在科学史发展史上，内史学派与外史学派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内史学派主张科学史应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历史，认为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问题应属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不应纳入科学史本身的研究范围。《科学家传纪词典》的主编，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C.C.吉利斯皮(C.CGillispie)就曾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外史研究有使科学史失去科学味的危险，主张应从科学史中剔除，因为外史研究完全忽略了科学内在的逻辑性，只注重历史的、外在的东西，而外在的东西很少有逻辑和理性的成分。[4]对于内史学派的攻击，外史学派也不甘示弱。如美国科学史学家M.鲁道威兄（Martain Rudwich）就认为纯内在的科学史是神秘的，它会使科学史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主张科学史应研究科学和科学史的社会性。[5]G.巴萨拉（G.Basalla）也认为科学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科学的社会背景对科学产生的影响问题以及科学对于社会产生的结果上，即研究科学的社会史。[6]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纷争源源不断。下面我们通过对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问题——李约瑟难题的剖析，来得出消解内史论与外史论纷争的有益启示。
二、李约瑟难题的剖析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各种明显不同的解答。反观这些研究，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与科学史研究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及其纷争具有内在联系。有些人从内史论出发，对“李约瑟难题”的剖析主要诉诸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在因素。如中国科学技术本身内在结构上的缺陷，技术与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等。而另外一些研究则主要考察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所处的特定环境，如精神层面的影响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观念和制度因素，物质层面的影响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落后的工商业水平（即经济基础）等等。
首先看内在因素。中国科学技术本身不同于西欧的科学技术。古希腊人从解决具体现象的问题入手，渐渐产生了欧氏几何，并随着欧氏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定律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和逻辑系统得以产生。这些都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但中国却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形成制约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内部因素。另外，中国科学技术本身侧重经验和和实践，属于“应用型”（以技术为主），而在科学理论或理论科学方面却相对不足，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最终因内在动力不足而停滞在其原有的概念框架上徘徊不前。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非平衡性也是导致近代科技落后的另一个内部因素。
其次看外在因素。（1）观念因素。由于中华民族的主要谋生手段是农业耕作，而农业耕作时间上的固定性与地域上的稳定性使中华民族很早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秩序观念，并且这种秩序观念内化为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而这种以稳定和秩序为核心的观念具有封闭、保守、内敛的特征。封建保守的观念体系，直接限制了人们对外在客体的不断追问，从而也缺乏将人们的精神活动引向客体的动力，这种观念所造成的民族性格自然也缺乏科学意识。[7]中国的哲学思想也不例外。中国的主流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这种主客不分的哲学理念使中国哲学没有从理性层面将客体纳入到主体认知和实践的对象。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哲学是儒家哲学，而其基本上属于政治伦理学。儒学大家们只对善恶仁爱等伦理道德问题有兴趣，而缺乏对人以外的自然客体的思考热情。可见观念因素对中国科技发展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2）制度因素。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制约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另一个外在因素。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为了实现对民众的牢固控制和实现所谓的“长治久安”，一直将科学、技艺视为末学，认为科学技术是淫思臆想。科学精神与中国一元权力的封建专制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自身是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价值体系，科学所要冲破的东西正是封建制度所要维护的东西。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给近代科学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相比，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作为封建制度体系下的科举制度，到了近代，非但没有发挥它造就人才的作用，而是用“尊孔读经，八股取仕”这样一把带有麻醉药的尖刀把知识分子在精神上阉割了。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严重的贬斥，根本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从而抑制了近代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科举制度在近代已经成为扼杀人才的桎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3）经济因素（工商业发展的水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究其原因，工商业自身有着与封建制度相悖的特征，工商业活动内所包含的平等意识和契约精神与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专制是不相洽的。然而，科学技术与工商业之间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以满足人们需求为目的的工商业推动了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并导致生产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重本抑末的思想和政策使中国近代发生科学革命失去了原动力。现实中的工商业落后使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经济基础。[8]
三、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与内史论、外史论和系统论
通过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李约瑟难题求解中的
分歧及争论，实际上是科学史研究内史论与外史论争论的具体表现。人们至今关于李约瑟难题难以形成一个全面、合理的答案，固然与这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单纯的内史论研究和外史论研究都不足以揭示出李约瑟难题的本质，他们只是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做了孤立的分析和机械的叠加。只有当我们把形成李约瑟难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整体上考察其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方能对李约瑟难题作出真正全面而充分的解答。首先中国近代科技子系统之外的社会大系统中的各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与工商业发展水平因素正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中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其次，社会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李约瑟难题是他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决非上面提到的某一个单一要素所导致，而是由各个要素协同作用于中国近代科技子系统所造成的。再次，外部因素也绝非仅仅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中国近代科技本身，而是渗入到中国近代科学本身内部，与内部因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来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具体特征和发展方向。如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是由于“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作祟的结果。
因此，系统科学（系统论）的方法正是克服内史论与外史论之纷争的一种回应。所谓系统论方法，就是主张从系统的整体出发，从系统整体的结构与功能，系统与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去动态地研究事物总体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是以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协同学等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一种科学研究方法。[9]在系统论的视野中，我们把科学史看作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用系统的整体观及方法来研究科学史这个子系统本身的结构、功能以及同社会这个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科学史的合理性在于，首先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它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任何科学技术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和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因此它离不开社会中的观念，制度、经济等因素对它的整合。理应考察环境对科技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其次从科学史研究和自组织理论的角度看，科学史本身应是一个自组织开放系统，纯内史研究是一个密闭系统，若不与相对开放的外史研究相结合，就会因得不到环境的负熵补充而窒息或走向无序；纯外史研究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若不与内史结合，就会成为环境或其他系统的一部分，科学史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也会丧失贻尽。这说明科学史研究走内史论和外史论两个极端都是危险的。再次，从内史论、外史论与系统论的关系看，内史论和外史论都只是系统论不完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他们把内因（内史论学派）或外因（外史论学派）推到科学史研究中的某一极端似乎更具深刻，并且深刻的片面比平庸的全面也似乎更有价值，但这种对一部分因素视而不见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终究是不可取的。更何况，系统论不仅仅是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简单叠加，它还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整体上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正如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第六任主编E.罗森博格（E.Rosenberg）所言：“不理解内史与外史的联系，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只有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中才能理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10]因此，与割裂科学史整体性的内史论和外史论相比，系统论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它既是对内史论学派与外史论学派纷争的消解，也代表着科学史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