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南大学金融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湖南，长沙，410079）
[摘要] 本文对转轨国家的反洗钱举措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反洗钱对策。笔者认为，我国的反洗钱工作应该从完善立法、整合资源、加强监管、区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入手，以加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洗钱机制。
[关键词] 转轨国家 反洗钱 国际比较 区域治理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洗钱及其危害性认识的不断加深，洗钱活动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人们认为，“洗钱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血液”,“洗钱是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最复杂的形式” ( Gabriela Konevska，2002)。 就转轨国家而言，一方面，改革已深入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正面临着艰难的利益调整，“改革正在过大关”（吴敬琏，2001）；另一方面，它们不完善的法制环境为犯罪集团进行洗钱活动提供了客观基础。转轨国家应制定应对战略，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方法、开展国际合作，以有效打击并彻底根除洗钱犯罪。
1．洗钱、危害性及反洗钱动态
洗钱(Money Laundering)，简而言之，就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和手段将犯罪收益由非法转变成合法，把“黑钱”由“黑”洗“白”的活动和过程。
1.1“黑钱”能以多种方式获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近年洗钱活动的“前沿阵地”：一方面，网上交易品种繁多，出现了网络银行、在线赌博、网上外汇交易、电子货币和电子商务等交易方式，为洗钱者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交易平台；另一方面，在无国界、全数字化的网络空间里，很难对网上交易实施有效的追踪和监视，网络成为洗钱者理想的“洗衣机”。
1.2洗钱活动破坏了健康的经济肌体、削弱了经济基础。它损害了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健全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国经济政策的失控，导致经济扭曲和动荡并影响一国的声誉。据1996年IMF的一项估计，每年洗钱的金额占世界年GDP的2－5％，大约在8000亿至20000亿美元之间（以目前的世界GDP规模计算）。洗钱金额的下限（8000亿美元）大于一个中等欧洲国家（如西班牙）的经济规模。
1.3 “9.11”事件成为洗钱活动的“分水岭”。就洗钱活动而言，“9.11”是一个分水岭，其重要性不亚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两个事件都彻底改变了非法资本的全球流动模式。“9.11”之前，洗钱还没有引起各国的足够重视，“9.11”之后，它才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1.3.1 美国通过了新的反洗钱立法。 2001年10月2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反洗钱立法。新的立法扩大了中央情报局（CIA）的国内权力，将司法部的权力延伸到海外特别领地（extra-territorially）；放松了有关银行保密的法律；禁止美国银行与离岸“壳” 银行的业务合作；削减了国内银行与代理行之客户的业务。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银行被有效地塑造成执法机构，它有责任证实客户的身份及其资金的来源。
1.3.2 各国谋求建立反洗钱同盟。有150多个国家承诺在反恐融资方面与美国合作，其中81个国家采取了实际行动：冻结可疑资产；通过新的反洗钱法律，实行更为严厉的法规。“荣登”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名誉与羞耻”（name and shame）黑名单的19国中，11国已经修订了银行法和金融法规，导致离岸金融、银行中心和税收天堂的加速萎缩。
2. 转轨国家的反洗钱举措
2.1 捷克共和国。捷克的洗钱集团由国内和来自东欧的的犯罪团伙组成。1996年7月1日，针对洗钱犯罪的No.61/1996法令正式实施。法案规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有义务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交可疑交易报告；所有金融机构对超过500,000克朗（KC）的交易必须确认客户的身份；客户的交易记录必须保存十年。法案要求：金融机构应建立内控系统，并任命专人负责与财政部洗钱预防部门的日常联系。
2.2 匈牙利。匈牙利地处东西方之间的战略要地，实施经济转轨以来，犯罪率急剧上升。该国反洗钱法于1994年5月8日颁布，法案要求：对超过2,000,000匈牙利福林（HFT）的交易，金融机构应确认客户的身份；所有交易记录和数据应保存法令所规定的期限。1994年以来，金融机构共提交2200份可疑交易报告，其中：银行2146份，外汇部门4份，其它金融机构37份，俱乐部5份，保险公司8份。在提交的报告中，银行占96％，其中商业银行提交的部分超过了50％。
2.3 立陶宛。在立陶宛，经济的转轨伴随着犯罪率的上升。1995年，立陶宛签定并批准欧盟理事会1990年反洗钱条约；1998年，批准了旨在打击贩运麻醉及精神药品的维也纳条约；199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反洗钱法。根据法令的要求，立陶宛成立了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对于超过50,000立特（Litas）的交易，金融机构必须进行客户的身份确认和保存交易记录至少5年。
2.4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东南欧国家，位于东西方之间的战略要地。罗马尼亚的反洗钱立法出台较晚，直到1999年4月22日，预防和打击洗钱法才正式实施。依照法令的要求，全国预防和控制洗钱局宣告成立，其功能是充当“过滤器”：对可疑交易、10,000欧元以上的现金交易及银行、金融机构和特定人群（律师、会计师）中异常交易的数据进行接收、分析和处理。
2.5马其顿。马其顿地处巴尔干半岛的过渡走廊地带，国家的转轨已经持续了10年，这为各种犯罪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统计数据表明，该国登记在案的犯罪活动年均20,000起左右，其中经济犯罪年均在1,000起左右。马其顿预防洗钱法于2002年3月1日正式实施。依照法案的要求，在财政部之下成立了预防洗钱委员会，其职责为：采取措施预防和揭露洗钱活动；与其它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开展反洗钱合作；对收到的报告及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3.转轨国家反洗钱举措的比较
转轨国家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培育进程中，艰难的利益调整和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并存。这既为洗钱等犯罪活动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也为其提供了适宜的“气候”。转轨国家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洗钱形势。笔者通过对以上转轨国家反洗钱举措的比较，认为各国反洗钱斗争具有以下共同点：
3.1 制定了反洗钱法。反洗钱法包含了打击洗钱活动的战略规划；规定了对洗钱犯罪的认定、举证和起诉等一整套法律程序。在上述五国中，匈牙利的反洗钱法于1994年5月8日颁布，制定最早；马其顿的预防洗钱法制定最迟，直到2002年3月1日才正式实施。各国反洗钱法均对金融机构的义务作出了类似规定：报告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交易；确认客户的身份；保存客户的交易记录。
3.2 成立了反洗钱机构。大多数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如捷克的洗钱预防部门，立陶宛独立的反洗钱机构，罗马尼亚的全国预防和控制洗钱局，马其顿的预防洗钱委员会，其中，捷克与马其顿的反洗钱机构设在财政部下面。
3.3 发挥了金融机构反洗钱的“主战场”作用。犯罪分子漂洗黑钱，无论过程多么复杂，终归要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因此，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反洗钱的“主战场”作用成为各国打击洗钱犯罪的共识。在各国的反洗钱法中，都规定了金融机构报告交易、确认客户身份和保存交易记录的相应义务。金融机构上报的交易记录构成了反洗钱机构的主要信息来源。
3.4 开展了有效的国际反洗钱合作。在反洗钱斗争中，各国在参照国际标准和相关建议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战略，同时它们还非常重视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一方面，进行区域内的国际合作。五国中，罗马尼亚、匈牙利和马其顿加入东南欧国家合作组织(SECI)，与其它国家一起打击包括洗钱在内的金融犯罪；捷克、立陶宛以及匈牙利将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这意味着它们的反洗钱国际合作将通过欧盟的整体国际合作加以体现；另一方面，开展区域外的国际合作。“9.11”事件后，承诺在反恐融资方面与美国合作，并采取实际行动冻结可疑资产。
4. 我国的反洗钱形势和特点
4.1我国的反洗钱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转轨国家，我国也具有洗钱犯罪活动生存的适宜条件。为了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早在1997年，我国《刑法》第191条就第一次规定了洗钱罪，但我国的反洗钱工作开始于2001年。200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反洗钱工作处、支付交易监测处；200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简称为“一规定，两办法” ）。
反洗钱法规规定了金融机构报告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资金交易的义务，但是，对于可疑支付交易标准的确定，国内是空白，而在国外，则是金融机构的绝对机密。目前，我们制定的标准，是有关部门采取最原始的方法，通过对一些案件的作案手法和资金流动情况的分析而确定的。显然，相对于洗钱方式的多样性、隐蔽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现有的标准很难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4.2 我国反洗钱工作的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的反洗钱工作具有系统性、艰巨性、技术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系统性：洗钱犯罪的收益来自于众多渠道，反洗钱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协作分工和密切配合。艰巨性：我国打击洗钱的工作刚刚起步，反洗钱任重而道远：一方面，需要监控的交易浩如烟海，每年约收到一万亿条大额支付交易的记录；另一方面，对洗钱犯罪的调查取证牵涉面广，各部门有效合作的难度较大。技术性：与传统的洗钱活动相比，利用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复杂的专业技术服务，进行“黑钱”的“漂洗”已成为现代洗钱的重要特征；与此对应，反洗钱工作必须更新工作方式，以高技术对抗高技术。长期性：反洗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反洗钱必须常抓不懈。
5. 我国的反洗钱对策
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已经启动，但较之反洗钱工作的特点，只能说是初具雏形。我国反洗钱机制的最终建立和完善尚需时日。笔者认为，我国的反洗钱工作应该从完善立法、整合资源、加强监管、区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入手，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洗钱机制。
5.1 完善反洗钱立法。其一，如前所述，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将洗钱犯罪的收益来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等四类。就我国目前情形而言，贪污、贿赂、贩卖人口、制假售假、诈骗等犯罪的所得也非常丰厚，也极可能需要“漂洗”。对这些犯罪所得的漂洗若不以洗钱罪惩处，而另定他罪，极为不妥。应该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大，与转轨国家的反洗钱立法保持一致。其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一规定，两办法”属部门法规，其规范行为仅限定在行业规范的层面上，对金融系统以外的部门不具备约束力。我国应借鉴转轨国家的经验，拟定专门的《反洗钱法》。该法案应明确洗钱罪的定义，确定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各类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公民在反洗钱中的责任和义务（宫杰等，2003）。
5.2 整合反洗钱资源。在现阶段，主要指建立反洗钱的部际协调机构。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反洗钱工作处和支付交易监测处，但这仅限于金融系统反洗钱，其调整范围有局限性。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部成立“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违法犯罪活动联合办公室”，是走向反洗钱部际协调、协同作战的第一步。我国应建立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常设协调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包括银监会、外汇管理、财政、税务、工商、海关、公安、纪检、监察、反贪局等部门，做好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5.3 加强反洗钱监管。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分设，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就有赖于两大机构的分工合作和协同作战。
5.3.1 银行监管的职能从央行剥离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反洗钱工作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根据洗钱犯罪形势的变化，制定、修订和完善反洗钱的行业法规；第二，建设和维护金融系统反洗钱的数据信息中心，对金融机构上报的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支付交易进行分析、鉴别和处理。
5.3.2 银监会的反洗钱工作：对金融机构执行“一规定，两办法”的情况实施实时监督检查，包括反洗钱法规的执行情况、内控系统的建立及运行状况等，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5.4 实施反洗钱区域治理。我国幅员辽阔，沿海与内地，东部、中部、西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其经济、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洗钱活动因依托特定的环境进行而具有地域性，反洗钱工作也要进行针对性的区域治理。首先，应强化地方政府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使其认识到洗钱犯罪有损地方的改革开放形象；其次，调动地方政府的反洗钱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在反洗钱区域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第三，建立地方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加快反洗钱的地方立法进程。
5.5 开展反洗钱国际合作。据统计，80％的洗钱活动具有跨国性，开展有效的反洗钱国际合作势在必行。我国应加强和巩固与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反洗钱上的合作；学习、借鉴包括转轨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反洗钱经验；联合作战、共同打击国际洗钱犯罪。
参考文献：
邵沙平著，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刘中等，中国反洗钱现状难点和对策，深圳金融。
宫杰等，银行业洗钱是一项系统工程，金融时报，2003年6月2日。
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http://www.my147.com/wujinlian/wu1020.htm.
Gabriela Konevska, Financial Crime – A Real Threat For the National Economies, http://www.finance.gov.mk/gb/index.html.
Gabriela Konevska, Money Laundering – Bloodstream Of The Organized Crime,
http://www.finance.gov.mk/gb/index.html.
U.S. Releases New Anti-Money Laundering Strategy, http://www.usinfo.state.gov.
作者简介：吴志明（1970－），男，湖北武汉人，湖南大学金融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