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关注应该胜于对收入平等的关注，机会不平等是深层次的原因，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
10月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可见国家对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决心。世界银行在此前不久发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说，与收入的不平等比起来，机会的不平等更值得社会关注。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部主任郝福满（Bert Hofman）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为0.45，而德国为0.25。中国在25年前也曾经是0.25，25年来随着整体国民收入的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一直在增加，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很明显在中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都提高了，只有极少数出现了下降。但是有些人提高的多，有些人相比较则很少。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平均收入差距是3:1。另外，农村和城市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增大。
对这些事实的解读比这些事实本身更重要。
郝福满认为，首先，出现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好事，正如中国的改革者邓小平所说，先富起来的人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第二，统计出来的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实际增长速度。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是按个人收入，而过去职工得到的很多实惠比如国家分的房子和车子等都无法在收入中得到体现。现在这些所得都变成了可以统计的显性货币收入，原来隐藏的收入差距得以显性化，因而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快。郝福满估计经过校正后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42。即便如此，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仅次于马来西亚。
第三，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好反映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从这方面来说是好事。中国首先发展了东南沿海，让这些地区先富起来，这从整体来说是好事，但是也增加了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有人从效率的角度争辩这样的政策是合理的，但是郝福满认为原本有其他的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可以不将收入差距拉得那么大——只需要增加社会公平性就可以。
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
发展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他1955年出版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理论》中写道，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收入会越来越不平等，但是整体经济效率会提高，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值得的。
《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将“公平与发展”作为主题，而不是“平等与发展”。《报告》作者指出，“平等”与“公平”是两个貌似而又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一种机会平等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努力、偏好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姓、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而现实情况是，不同人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籍、种族、社会性别和社会群体造成的极不公平的人生机会差别所带来的。
主持撰写《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费雷拉说，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由于公平性往往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巨大鸿沟造成了极度贫困的持续存在，并往往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这种现象既浪费了人的潜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减缓经济持续增长的速度。
郝福满认为，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关注应该胜于对收入平等的关注，机会不平等是深层次的原因，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对这些机会的更合理分配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双重的好处：提有利于经济持续的全面发展，同时增加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减小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理想的大同世界不是收入的大同，而是机会的大同。
在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学理论中，收入差距的扩大通常伴随着市场失灵。郝福满认为，机会平等到目前为止不只和市场失灵有关，还和国家政策有关。如果考察一下工人的工资就会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政策保护比较严重的行业，例如银行业，员工收入通常比保护程度轻的行业要高。原因是对这些行业的保护造成了机会的不平等。
如果这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看看城乡居民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居民之间在机会不平等方面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吧。中国经济改革25年来，尽管有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但是这些人很难被城市接纳，人们仍然被区别对待。
在郝福满看来，一方面，这些进城务工的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所获得的增加收入的机会比城市居民要少得多；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措施，这让他们的收入在一些意外情况下很容易大打折扣。因此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另一方面，即使进城务工人员在一些岗位上能比城市居民做得更好，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造成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
再者，获得教育和医疗保障的机会的不平等也让中国遭受了效率损失。“可能会有人认为，这需要很多补贴，但是政府负担不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聪明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太聪明的孩子却能收到很好的教育，这样的社会存在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生产力，”郝福满说。在医疗服务上，由于并没有给农民适当的补贴，穷人就没有钱看病，如果他们得的是SARS这样的传染病，他们就可能传染给更多的人，从而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失。对个人来讲的机会不平等，对社会来说就是效率损失。
通往公平的道路
收入不平等以及机会不平等实际上都不是新理论了，几百年来一直在讨论，特别是在一些哲学家中间。但是，《2006世界发展报告》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是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纯粹的道德范畴，而是看成一个经济效率范畴。
为了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平性，报告特别呼吁采取政策纠正长期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现象，通过创造公平的经济和政治竞争环境达到此目的。许多此类政策也会提高经济效率，纠正市场失灵。《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而是扩大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就业和资金通道，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保证他们在任何市场上不会受到歧视。重要的是，公平性要求提高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性。这也意味着打破角色定位和歧视，改善利用司法制度和基础设施的通道。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报告的前言中所说：“公共行动应该谋求扩大那些最缺乏话语权、资源和能力的人群的机会。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尊重和增加个人自由，以及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收入差距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争论，也有很多人是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整体收入增加，经济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而收入差距过大可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解决。郝福满认为对事实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就解决问题的方案、政策来说却不一定正确，例如征收受高额所得税、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补贴等，这会造成效率损失。中国的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率达48%，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是非常高的，英国为40%，而俄罗斯只有一个15%的单一税率。单纯从税率来说，高税率会降低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也意味着税收政策所赋予的不同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机会不同，进而会带来效率损失。
中国目前对“三农”问题非常关注，通过减免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粮食补贴等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与众多国内外学者呼吁增加对农业的补贴的观点不同，郝福满认为增加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在一定时期内能增加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这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增加农民在机会上面临的不公平待遇。
我们认为还有比直接补贴粮食更好的途径，郝福满说。中国的农业边际生产率非常低，所以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率，要有一些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随之还需要在农村形成土地市场，如果一些人从农村进城了，出于社会保障等一些因素的考虑，他们仍不放弃土地，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样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仍旧缺乏管理和创新，继续留在农村的人仍旧无法脱贫。
郝福满说，欧盟对农业的补贴非常高，而农业人口却很少。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仿效的模式，特别是对中国农业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来说，更不可持续。所以关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农村和城市之间差距，通过适当的政策鼓励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同时允许土地转让。也就是说国家政策要给农民以平等致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