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期而言，中国的财政状况受到下列四项因素的重大制药：银行体系的潜在债务(不良贷款及资本结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财政关系、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此刻，中央政府明显地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付必须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环境保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将导致经济成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上的危机。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则可能迅速传染到经济体系的其他领域。 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金融学家麦金农指出，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有力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持续顺利地推进。这一论断触及了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效应。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所产生的铸币收益等还能够支持相对虚弱的财政下的金融市场化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之时，虚弱的财政对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的制约就更为显著了。
财政危机向养老保险制度的传染。基于中国特定的就业结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性地位，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事实上成为财政的隐性负债。但是虚弱的财政不能给予养老保险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们不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的不稳定而仅仅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来看，虚弱的财政也已经成为养老保险制度健康维持下去的硬性制约。 合理的推论是，在缺乏财政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若照此状况发展下去，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国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的精算结果显示，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30年，中国将负担近7.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乱收费”是财政风险的重要病灶。因为许多领域的财政开支，正常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于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费纷纷出笼，进而导致财政分配秩序的不协调及预算外、制度外财力的急剧膨胀。预算外和制度外财力的存在，尽管可以发挥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弥补预算内财力的某些不足，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预算内为代价的。它们所形成的“乱收费”现象，不仅严重破坏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极大地危害了经济发展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而是中国财政内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国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病灶。
当然，财政危机的传染渠道远远不仅仅在于以上几个有限的领域，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局限在金融和财政的体系之内。至于财政危机对社会稳定、教育发展等的负面冲击，其影响无疑是相当严重的。
财政的弊端与矛盾 制约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还是财政收入来源过于单一和有限，而国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调控开支，但不能调控收入，因为财政开支是一个无底黑洞，而财政收入增幅却相当有限，因此有限的财政收入自然无以应对无限的财政开支，财政产生困难理所当然。在无限的财政开支面前必须配上一个无限的财政收入才能应对社会需要和社会风险，财政开支往往由社会客观因素所决定，而由不得国家控制，国家如果紧缩财政开支，势必影响社会发展和社会需要，极易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教育问题等就由不得国家控制。如果在这方面过度控制，必然导致国家政府失去人道主义引起社会不满。如果国家放纵财政开支，因而又导致财政亏空，因此国家财政就时常处于尽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财政开支是由社会的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客观事实由不得国家控制支出。作为国家政府具体应该调控的范围就是财政收入方面，当今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税收，但税收根本就不能随意调高调低，税收过度调高势必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连锁反应，因此，国家的财政收支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本就不能形成有效的货币循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人体的心泵模式就可以随意收支，但国家财政却不能。人体的心脏不管从动脉排除多少血液，但始终能从静脉得到相应的补充，泵出去的越快，那么收进来的也越快。相形之下，国家财政收支模式简直望尘莫及。国家唯一做到的就是调控财政开支，制约和放缓社会经济发展。这样的状态就不能形成有效财政，也就不能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一旦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就充分体现出国家财政的虚弱，国家财政就难以抗拒风险。 化解方式 国家如果统一服务行业经营，采用“货币循环流通体制”模式，则是另一番景象。因为服务行业中饱含着无穷无尽的利润，如果将这个利润连接到国家财政，那么国家财政就可以包揽社会一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金。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汇总得出，只要国家统一服务行业，国家财政马上拥有80.5705万亿的潜在支出，再加上本年国内生产总值，潜在支出可以达到100万亿，其中还没有包括深不见底的商业利润，因此，在如此巨大的潜在支出面前就足以应对社会发展的一切支出，如果没有这80.5705万亿的潜在支出，就凭国内生产总值和商业利润就足可以满足国家财政的支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8.2321万亿，这只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没有算深不见底的商业利润，对于这个数字就可以应付国家财政的支出，何况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80多万亿剩余产品何以成为国家财政的潜在支出。再者，这种模式十分方便国家的宏观调控，如果国家财政出现入不敷出，国家马上可以调高物价和其它服务收费，形成潜在收入与现成支出持平；如果财政潜在收入过大，国家就可以降低物价和各种服务收费形成与现成支出总体持平。如果国家采取稳定式物价和稳定式服务收费管理模式，那么国家可以在财政支出的方向上作文章。比如国家财政潜在收入偏大，那么国家财政支出可以偏向社会建设的无偿支出，形成财政收支平衡。如果国家财政的潜在收入偏低，那么国家财政支出就可以偏向社会生产方向的有偿支出来填补财政漏洞，形成财政收支总体持平。 诚然，只要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运用“货币循环流通体制”，国家政府可以任意在财政收入方面和财政支出方面进行随时调控，丝毫不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同时也化解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社会经济发展也根本不需要金融融资，国家财政应对社会各项支出已显得游刃有余。在这种状态下，何愁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