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外贸盈余多总是件好事，它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际竞争力增强。或者至少反映了本币被低估，有升值的需要，即本币的国际购买力趋于增强。上述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若是依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似乎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币值是否被低估这一点姑且不论。对外贸易盈余的增加往往非但不是经济整体向好的表现，反而是因为国内消费不振，投资低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比如，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之时，日本经济却陷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痛苦泥沼之中，经历了日本战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可是，当你观察两国的双边贸易状况时却会惊奇地发现，日本一直对美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盈余。难道这是因为日元币值被低估所造成的吗？显然不是。若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当时1美元相当于160多日元。可是，日元与美元的实际汇率却一直远远高于这一比值，在95年时甚至一度还突破了80日元比1美元的大关。而最近几年，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复苏，今年（06年）1月，日本的进出口自1985年1月以来首次出现了逆差。这似乎更坐实了上述论断。
如果说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对于解释日美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还有相当的说服力的话，可是，对当前的中国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关系却不能作出那么令人信服的解释。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年均9％以上高增长的同时，对外贸易盈余也在不断扩大。05年的外贸盈余甚至突破了1千亿美元的大关（对美国的盈余更是超过了2千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在05年底首次超过了8千亿美元，进而在今年2月底达到了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同期的8,501亿，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当前的经济呈现的是高速发展与外贸盈余大增的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似乎推翻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这是不是应了“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得诺贝尔奖”这一说法呢？抑或这只是一个错觉，理论依然成立？在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教科书上的逻辑是怎样的，再来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逻辑。
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及中国经济之谜
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排除了人口增加、外来投资等因素，那么生产率有多大的提高就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长。通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长远来看只会带来通货膨胀，而在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实际经济增长还是没有变化。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作“货币中性”原理。一般来说，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因为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新的管理经验，其生产率因此会比发达国家提高得快，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要比发达国家的快。可是，如果单纯依靠本国的资源，经济增长毕竟还是有其极限。为了使经济更快地增长，就需要利用外部资源，即包括外来投资在内的资金流入。注意，不要把“资金流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只要把外币转到国内的账上就算完成了，而是要用这些外汇从国外进口相应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否则是起不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所以，当国内经济繁荣，投资猛增，而物价又相对平稳时，其背后必然伴随着进口的大量增加。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去投资呢？一般来说，这往往是因为消费旺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使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时，单纯依靠国内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将满足不了旺盛的消费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否则的话，要么压抑消费——提高利率，紧缩通货；要么放任通货膨胀的出现。所以，这时消费品的进口也会增加。这样，在资本品与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以及因国内商品价格上升导致出口减少等因素的作用下，就容易出现贸易逆差。反过来，当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人们的消费欲望减退，投资低下，需求减少，价格下跌。这时，非但不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而且本国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只能通过扩大出口才能维持下去。这样就会出现通货紧缩与出口增加的局面。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时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时间处于逆差状态，而当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在1968年超过当时的西德，在西方国家中排名第二之后，增长率开始慢慢降了下来，巧合的是对外贸易也在当年转为了顺差。以后，除了受到石油危机、日元大幅升值等冲击的个别年份外，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前的我国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呢？通过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通过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及其管理经验，使生产率得到了快速提高。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我国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弥补了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是，这一模式最近几年在资金的流向上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进口是资金的流入，而出口是资金的流出，进口大于出口是资金的净流入，反过来则是资金的净流出。现实是，近几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使得外汇储备不断地增长（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我们用这一庞大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包括大量的美国国债在内的外国资产。换句话说，目前不是外部资金在帮助中国发展，而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还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富余资金，并且主要是向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美国。
再来看我国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是消费（出口可以看作是海外的消费）带动投资，而不是相反。投资下去了，东西生产出来后要是没人消费，投资就打了水漂。所以，没有旺盛的消费就不应该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可是我国目前却不是这样。除了出口强劲外，尽管连年消费疲弱，投资却高企不下。经过最近GDP调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04、05年依然超过了40％。从国际对比中就能知道我国的投资比重有多高。02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9.9％，其中，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高收入国家为19.0％。我们的紧邻日本与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比重也很少有超过40％的。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占经过调整后的GDP的比重却只有45％左右。而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7％，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8％。
这里有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它造成的客观结果是什么？第二，在消费疲弱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投资？第三，我国在资本净流出的同时却实现了极高的经济增长，这么高的增长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通货膨胀？下面让我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消费疲弱的症结及其后果
美国人已然富甲天下却还在欠债消费（换来了巨额贸易赤字），而中国人才刚刚摆脱贫穷（就平均收入而言）就不愿多消费了。难道是中国人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阻碍了人们扩大消费的意愿了吗？显然不是。造成我国当前消费疲弱的原因应该有这么几点：首先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05年的经调整后的人均GDP达到了1,276美元，可是这1,276美元并不是平均分布的。现在，最贫困的10％的人口的所得只占了国民收入总额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所得却占了国民收入总额的将近30％。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掌握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他们该有的都有了，其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每增加1元钱用于消费的比例）。而相当一部分收入低下的民众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可是却没钱消费。
其次是医疗、教育等改革不当所带来的副作用。无论这些改革本身成功与否，在客观上它们对居民的消费意愿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本来有能力进行消费的民众，由于受到医疗、教育支出大幅增加的影响，变得不敢消费了。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各级政府没有很好地肩负起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重任，而是一味地卸包袱、转嫁负担所造成的。
最后是房价暴涨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房价是否过高主要体现在房价收入比上。居住需求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如果房屋的购买支出所占的比重过大，自然会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国际上公认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的警戒线为6比1，可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远远超过了这一比值。由于买房需要相当的前期积累，同时还贷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人们的购房压力日增，为了承担这一不断加重的消费负担而极力压缩其他方面的消费也就顺理成章了。
消费疲弱的反面是储蓄率的据高不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02年的统计表明，中国私人部门储蓄率为40％，也就是说老百姓每挣100元钱，其中的40元存了起来。05年我国的储蓄率更是高达46％，并且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以储蓄率高而著称的日本，在其峰值的1970年也只有31.1％，可见我国当前的储蓄率之高。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由此可知，我国的外贸盈余也好，高投资也好，都是建立在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或者说是居民的消费疲弱基础上的。
最近，日本公布在90年代因经济不景气而实行超低利率以来，储户的利息损失高达304万亿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在20万亿元左右）。由此可知，低利率实际上是变相地向企业等资金的借用方进行补贴的一种政策，它在损害资金所有人的利益的同时，换来的往往是低下的资金使用效率。之所以实行低利率政策，是国家为提振不景气的经济而不得已采取的。经济在高速增长时若继续实行低利率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或出现泡沫经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实际上，若是单单出现通货膨胀，市场的名义利率会自然提高，因为贷款人的利息收入中必须包含通货膨胀的风险损失，即避免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为负。这样，就不容易出现泡沫经济。怕只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物价指数（CPI）又出奇地平稳，甚至政府为了维持低利率政策而有意操控CPI（在物价有上涨压力时限制政府掌控的公用事业服务的提价等做法），这样就有使经济泡沫化的危险。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压低CPI才能实现GDP的增长呢？因为GDP的增长实际上指的是实际GDP的增长，而实际GDP的增长率是名义GDP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与名义GDP增长率一样高，那就等于经济没有增长。所以，只有压低通货膨胀率才能使好看的名义GDP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而如果老老实实地通过收紧银根来消除通货膨胀，就会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这绝对不是各级政府所愿意见到的。总之，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只要CPI的统计数字没有大的上涨，政府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干快上了。
由于民众受到前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投资渠道狭窄的限制，即便名义利率再低（实际利率为负）也不得不把将近一半的收入存入银行，或投入到认为“能够保值增值”的房地产中去。而我国目前被低估了的通货膨胀率又给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一个绝好的借口。这些老百姓为将来准备的辛苦钱成了当前大规模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是我国对世界所作的贡献——中国的老百姓紧衣缩食向发达国家提供消费资金。遗憾的是这种“奉献”并没有赢得对方的好感——欧美等国不断地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进行倾销等。
极度的消费疲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失效，跌入流动性陷阱中。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个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可是我国目前的“流动性陷阱”具有中国特色。人们并不是因为担心利率上升而储存货币，而是因为被“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才拼命储蓄的。所以，若不推翻这“新三座大山”，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启动消费。人们除了把收入存入银行，就是投入房产。其结果是造成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存贷差越拉越大，同时，房价则是越涨越高，泡沫越吹越大。
GDP与通货膨胀统计的奥妙
高储蓄率只不过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若不能把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投入到大规模的建设中去，就会像90年代的日本那样陷入经济不景气中。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所持有的金融资产高达1,300万亿日元（相当于90万亿人民币）。可是由于投资低下，这么大量的资金被闲置了下来，结果造成了通货紧缩、超低利率与资金外流。日本政府为了挽救经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整个90年代也只投入了100万亿日元（相当于7万亿元）的财政资金进行公共建设。结果是杯水车薪，非但没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反而保护了落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同样因为财政投资不够彻底，没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大萧条，直到美国参战后在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刺激下才最终摆脱了大萧条的困局。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绝不是什么挽救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它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其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政府在面对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同样首先想到了凯恩斯这位老先生。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进行公共投资，使我国避免了经济的过度下滑。若单纯从国债的发行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债总量并不大。截至04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即国债负担率为21.6％，远低于由欧盟规定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可是，考虑到97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我国的国债余额只有6,000亿元左右，而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事实上，我国通过发行国债筹集的建设资金并不足以造成如此高的投资率，关键还在于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经济转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得推进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掌控着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其通过各种手段调动的资源远远超过国债的发行量。在其他国家，消费疲弱将导致投资的下降，可是，在当前的我国却正好相反。除了跨国公司看中我国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把中国大陆作为其生产加工基地而进行的投资外，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在这一轮的投资热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现今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主要是看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GDP的增长率，在民间消费无法启动的情况下要拉动经济增长，只好由各级政府自己赤膊上阵，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大搞政绩工程了。可是，搞工程的钱从哪里来呢？单靠税收毕竟有限，于是向银行借款，或通过政府担保为国有企业等向银行借款，这样造成了政府债务的急剧增加。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地县乡三级政府的负债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几乎相当于国债余额的规模，而且债务总量还在增加。还有就是卖地。为了使土地卖个好价钱，就千方百计促使地价上涨。同时，房地产的暴涨本身也会抬高GDP的增长率。所以，在这一轮房地产上涨过程中，各地政府是乐观其成，甚至还少不了在其中煽风点火，引导舆论的。在一些城市，尽管房价已严重脱离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可是开发商却依然气定神闲，不怕崩盘，还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不希望房价下跌，在关键时刻甚至还会出来托市的。
高投资自然带来了GDP的高速增长。可是，在资金净流出的情况下，这么高的投资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呢？让我们来看一下GDP与通货膨胀计算中的奥妙就明白是什么道理了。
GDP是指：“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定义简单，但内涵复杂，这里无法展开来解释。不过大家记住一点，以我国目前的投资方式是很容易抬高GDP的。比方说建一个形象工程，如果精打细算的话要花费1千万元，这样GDP就只增加1千万。可是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同时又缺乏监督，所以就会出现虚报工程造价，层层转包，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最后变成了2千万，结果GDP就比原来的翻了一番。而被腐败了的1千万元因为没有伴随相应的实物投入，所以不会刺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如果是个豆腐渣工程，过两年大修又花了5百万；或者下一任领导看不顺眼进行改建花了5百万，这些自然都是组成GDP的一部分。
另外，房地产的暴涨也拉升了GDP。如果新房价格涨了一倍，这一部分的GDP也相应地翻了一番。可是有人会问，房屋价格的上涨难道不计入通货膨胀吗？对。根据国际惯例，房屋被看作是资本品，它的涨跌不计入CPI，而只有房租的涨跌才计入CPI。所以，只要租金保持稳定，一年房价即使上涨50％也不会体现在CPI的统计上面。可是，对于要花费一辈子积蓄的大部分才能购买房产的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所感觉到的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呢？！在一个房地产泡沫浓厚的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房价与租金背离的现象——房价涨而租金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租金反映的是真实的消费需求，而房价反映的是一种投资需求。脱离消费需求的投资是泡沫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
人们会质疑这种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其实整个CPI的计算方法在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争议，只是我们目前还没能开发出一套更科学有效的统计方法来代替它。总之，我们说现在没有通货膨胀，只是说根据国内目前的一套CPI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真的没有通货膨胀问题。一般来说，资本品价格的上涨最终会传递到消费品价格上来的，所以只要把统计的关卡设在消费品上，一样能够反映出物价的涨跌情况，只是这里有一个时间差。而且，除了类似石油危机等因能源等上游产品短缺造成的资本品价格先上涨，然后再传递到下游产品的情况外，一般总是首先因为下游的消费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然后再传导到上游的资本品的。可是，在泡沫经济的情况下，资本品的价格往往在脱离基本消费需求的情况下上涨，因为人们这时把资本品主要是作为一种投资理财的工具在使用。
繁荣表象下的危机
投资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投资最终必须转化为消费才能完成其使命。在一个投资高潮过后如果没有一个消费高潮来接下这个盘子，投下去的钱就可能收不回来，银行就会因此出现大量的呆坏账，而这实际上就是吞噬了老百姓的辛苦钱。那么，我国今后的出口及消费需求能否接下目前这个投资大盘呢？
从理论上讲，贸易盈余可以一直扩大下去，只要你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借给人家花，或在其他国家投资，帮助人家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人家也不反对。可问题是，人家已经那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帮助？人家的消费水平已经那么高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忍饥挨饿地去供养？若不是自己国家的发展出了问题，是不应该出现如此有悖常理的逻辑的。所以，贸易盈余的持续存在理论上可行，逻辑上不通。而要减少贸易盈余，最终还是要靠国内消费的提振来解决。
其实，贸易盈余过多也好，投资比重过大也好，这些都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过高，以及投资的效益太差。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靠的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只有这三驾马车保持合理的比例，均衡地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处于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中。可是我国目前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引擎几乎熄火，全靠出口和投资在支撑着。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60％，04年达到75％左右。3年来我国外贸平均以30％以上的速度高增长，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8%（经过GDP调整后的数据会低一些，但不会低于60％）。对比以贸易立国，在人们的印象中出口对国民经济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日本的18％左右的外贸依存度，就知道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多高了。而与中国处境相近的印度也没有超过20％。外贸依存度过高，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过强，一旦国际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或者出口不能持续扩大（事实上，由于出口比例已经很高，进一步扩大的余地变得很小），经济就有可能走下坡路。另外，我国的贸易结构也很不合理——出口的60%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劳动力低廉的加工基地——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虽然出口的每一分钱都算在我国的GDP账上，可是我们只是挣了个低廉的加工费而已。这也是我国一些地区GDP增长虽高，居民收入却没有同步提高的一个原因。
高投资本身不是坏事，因为投资是在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基础。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投资必须要有好的产出，否则就是在糟蹋先前的积累，等把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财富消耗完之后，不但高投资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经济也会崩溃的。事实上，我国目前投资的最大问题是效益的不断下降。据统计，9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GDP增长可达1.29％。之后逐年下降，02年GDP只相应增长了0.48％，03年进一步下降至0.4％以下。上年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下一年GDP份额也在逐年下降。99年为0.45％，02年和03年分别降至0.19％和0.17％左右。这里还有一个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分母是GDP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衡量增加1元钱的GDP要投入多少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让资本存量增长多少。西方国家一般在1至2这个水平上，就是说主要靠效率而不是靠投入。据吴敬琏教授分析，我国的这个指标在91年到96年时是在2左右，03年时是5到8这个水平上，这一水平还在不断提高。如果说是5，就是说要投5元钱才产生出1元钱的GDP。这说明，我国目前的高增长不是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依赖于资源的大量投入。数据是苍白的，背后是巨大的浪费。这一浪费还体现在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上面。据测算，03年我国的GDP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却消耗了世界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氧化铝的20％。
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问题，这与我国当前尚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政府掌控着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国情还是有所不同。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我国GDP的增长数据有虚的成分；第二，我国的通货膨胀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物价变动情况；第三，我国的进出口大部分掌握在外资手里，我们只不过是在替跨国公司打工；第四，我国的高投资很大部分是政府在帮老百姓花钱，以及主要由低利率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促成的，其低下的效益无异于在糟蹋老百姓的辛苦钱，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总之，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并不像宣传的那么良好，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有余而消费不足。人们也许会觉得消费不足总比生产不足要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往往不是因为生产能力跟不上消费需求的扩大，而是由于消费不足所引发的。典型的有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与日本90年代的经济长期低迷。
所以，我国经济的真正出路在于扩大内需，而内需的扩大需要缩小贫富差距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广大民众的后顾之忧。这些工作本来在90年代中期就应该着手进行了，可是，我们却把发行大量国债筹集的资金都用在了修桥补路等公共投资上，而没有努力增加对教育，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投入，白白浪费了10年的宝贵时光。当然了，修桥补路等公共投资并不是不重要，关键是要协调好长远发展与眼前增长的关系。为换取眼前的高增长而极力维持低利率政策，盲目扩大投资；以及各级政府或明或暗地鼓励炒房，推动房价疯狂上涨。这种短视的、杀鸡取卵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最后必然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其实，上述事实并不难确认，道理也不复杂，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更长远的眼光，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来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呢？经济发展也好、社会进步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的过于强势都是有害的。目前的消费疲弱只是表象，深层问题是社会各方利益分配的极度失衡。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只希望通过做一些小打小闹的表面文章来启动居民消费，最终不会有好的成效。世上没有一套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建设，只有通过一种良性的、均衡的博弈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做好裁判员，而不是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吹黑哨。我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监督，这种状态是不利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所以，我们目前迫切要做的是以扩大民主，限制政府权力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根本上启动居民消费，使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