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宽:发展车贷的关键在于改变大家的消费观念



在投资方面,如果增加消费需求的话,最后可能生产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一旦形成库存,就不能推动经济发展

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山区,某银行为农民提供一笔关于优质稻种的免息贷款。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地农民根本不愿意接受这笔贷款。理由很简单:自己有钱买稻种,何必要贷款呢?

 赵海宽:发展车贷的关键在于改变大家的消费观念

 上述个案,只是信贷消费这座冰山的一角而已。对于更广义的金融而言,汽车贷款还只是银行消费信贷业务方面的小试牛刀。3月27日,在“汽车·金融”创新论坛上,赵海宽意味深长地告诉《财经时报》记者:“发展车贷的关键在于要彻底引导并改变大家的消费观念。”

赵海宽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精通银行业务,76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看上去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符。他是原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现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借消费扩大内需

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原因在于,推动经济发展主要靠三个力量,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一个是出口需求。

专家认为,只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投资方面,如果增加消费需求的话,最后可能生产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一旦形成库存,就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赵海宽指出。

拿去年来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23%,比例很大。“现在对外需求还是要争取、还是要扩大,但也不能过分依靠出口。所以,国家今年明确决定重点要扩大内需,通过内需、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发展。”他说。

他表示,为解决上述难题,只有增加投资,增加居民的收入。农民和工人的工资增加以后,特别是中等收入以上的工人收入增加的话,对于汽车的需求就会增加。汽车在中国现在的消费量还很低,许多人想买汽车,但因经济实力受到制约不能买,如果现在提高工资,首选的购买对象可能就是汽车。“市场对于汽车的需求前景是看好的。”

在赵海宽看来,中国人是先存款后消费。“不需要贷款,因为贷款利息高,存款利息低,没有多少利息的钱放在那儿反而去银行贷款,这根本就不划算。”

银行不了解消费者

“对近年来日渐受到青睐的汽车金融来说,前景会越来越好。”赵海宽认为。不过,这几年汽车贷款有点萎缩。根据国外公布的数字,去年中国汽车贷款下降了500亿元。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银行并不缺钱,为什么汽车贷款就上不去呢?

据悉,从现在的市场行为来看,商业银行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很大,其中汽车的不良贷款额比住房的不良贷款额还大,有80%收不回来。赵海宽坦言,这是因为“银行对消费者并不知情”。

中国从1998年后推出消费信贷业务到现在,几大银行也无法通过电脑来查证一个潜在的借款人,是否在多家银行开设帐户。赵海宽说,中国技术最先进的放贷机构在上海,但在其开设几年后的今天也还依然形同虚设,无法与众多的其他城市联网。

现实的情况足以表明,无论是房贷、车贷还是其他消费信贷,中国的银行对贷款人知之甚少,从而大大增加了银行放贷的风险,为信贷欺骗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中国居高不下的个人储蓄及不愿意借债的消费心理,使得各大银行都不希望开展贷款业务。

赵海宽还认为,车贷业务的问题就在于,取得个人信贷信息由于成本过于高昂而毫无可能,而且也没有提供准确的征信系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足以真切地表明了问题的存在。新车价格的不断上涨和一些新车上市的百花齐放,使得一些有车族纷纷卖掉旧车换新车,恶意的欠债者并不知道自己在拖欠贷款。

“若改变消费者的心态,首先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和信用意识”。赵海宽反复强调这点。

点点滴滴看金融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诸多经济金融问题,赵海宽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观点和对策,并被决策层所接受或采纳。

在此次论坛期间,赵海宽与《财经时报》记者进行了一番交流,他回忆了过去的一些片断。他的经历,正是中国金融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

早在中国政策性银行诞生前的1988年,赵海宽发表了《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集中阐述了“要把国家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单设专办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使国家商业银行有可能真正按照企业化办法进行经营”。

1992年12月,他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一文提出,已决定转变为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把这部分(无法按期归还的)贷款转换为银行向企业的投资,即把相应借款凭证改变为股票,银行由债权人转变为股东,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式的变化,赵海宽形成了“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的观点。

这些对经济金融改革有价值、有贡献的理论思想,都是赵海宽1982年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以后形成的,并历经20多年金融改革的实践。

如果将赵海宽50多年来的人生轨迹比作一场电影,大家看到的不过是几个精彩的片断,在此期间一系列细微的工作,从宏观到微观,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身于陕西省绥德县农民家庭的赵海宽,1951年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银行专业学习,这为其从事金融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文革”期间,赵海宽被派到驻外机构工作4年。那时,他开始涉足众多的西方经济、金融领域,对西方银行体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考察,写出了不少研究报告。

这些知识的积累,成为赵海宽金融改革创新思想的灵魂。赵海宽告诉《财经时报》记者,他回国后,先后担任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处副处长、处长、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人,1981年7月,就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一年后升任所长。

精通银行业务、管过金库、当过文书、办理过储蓄业务,赵海宽在人行金融研究所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出版了8本专著、近10本合著,同时还发表经济、金融类论文300余篇。

看得出来,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所走过的每一步,在赵海宽的生命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本报记者 杨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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