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铁军教授“卖大米”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农业综合服务系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从自然产品经济向市场商品经济过渡，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健全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也有称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服务体系），是依据广大农村比较落后，农业产品生命期特点，农民市场意识淡薄，农村市场发育不足，以及农业文明传统等诸多因素探索出链接农产品与市场、农业生产中的市场化服务、以及综合性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机制。农业综合服务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诞生、成长阶段，目前已经形成成熟体系。值得称道的是，以现代化农业闻名于世的以色列，其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相当成功。中国实践也证明，农业服务的社会化、综合化可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同时自身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提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技术流等五大方面服务，是构建农村综合服务体系的基本点，务实点。
我想，如果我国广大农村建立健全了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何至于劳温铁军教授幺喝卖大米，而占用他宝贵的调研、科研与教学时间。
于是，让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一段往事。
1987年我考察以色列农业经济时，给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正是它的农村合作性质的综合服务体系。以色列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相当完善与发达，围绕农业生产的全程，都有服务支持系统。整体体系是条块结合，即有全国性的组织，也有区域性的组织，有行业性的组织，也有综合性的组织。通常综合服务组织是合作性质的，民间的但政府支持的。政府也有涉足这一领域的，但不是主导。农业生产者与服务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以市场原则约束双方行为。我看到，每天凌晨，花农就按规定标准将鲜花包装好，运往指定地点，其质量是经过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免检信誉。掐时准点，在开市时，这些鲜花已经摆放西欧各国的花市上。犹太人骄傲地告诉人们，他们的花可以与荷兰人的媲美，不是他们怕西欧，而是西欧怕他们。在资源贫瘠的内格夫沙漠上，犹太人将上帝赐于的免费阳光变为鲜花，在西欧传统的花卉市场异军崛起，拿回大量真金白银。在这个成功案例上，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立下汗马功劳。回国后，我曾写有《独辟蹊径：以色列乡村的集体合作经济》（国务院农研中心《资料》1989年第4期）、《别有洞天：以色列乡村集体合作经济》（《经济纵横》1993年第8期）等研究报告对其进行了介绍。为了推进区域农村综合发展与建立农业综合服务体系，1990年，我们与以色列DSC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在河南新乡、郑州两市开办两期“农村综合发展研讨班”，由以色列专家讲课，对156名基层农业领导干部进行培训。
当然，在中国，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回顾我们走过的路程，从上一世纪初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的实验和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工作以来，也有诸多值得总结经验与教训。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土改，互助级，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成立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综合起来的一个大公社，并以人民公社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变化之快，步伐之大，大跃大进，真应了那句划时代的语言“一天等于二十年”，因为“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我有幸不仅目睹并且后来经历了在农村所发生的这一切，因而确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党领导的这场农村运动，不断地在探索建立农业合作服务体系，而且也曾经起到了一定作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都有一定程度的艺术语言表达。
作为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它目前正在成为我国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的基础有力支持系统。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的文件，当时定义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并从现实情况出发归纳了五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以统一机耕、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二是乡级农技站、农机站、水利（水保）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水产站、经营管理站和气象服务网等提供的以良种供应、技术推广、气象信息和科学管理为重点的服务；三是供销合作社和商业、物资、外贸、金融等部门开展的以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收购、加工、运销、出口产品，以及筹资、保险为重点的服务；四是科研、教育单位深入农村，开展技术咨询指导、人员培训、集团承包为重点的服务；五是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户开展的专项服务。从现实来看，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急需解决进一步发展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