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一词，最早出自《尚书8226;梓材篇》、《诗8226;大雅8226;荡篇》，用以称谓商王国。据说是古代中国人以为自己的国度位于世界的中心，故以此名之。现在谁都知道，中国位于东亚，在世界东方。古时关于地理状况、人类生存分布的资讯太少，张骞、玄奘的出使、游学，所谓超长途跋涉，只不过到达印度等现在的周边近距离国家，而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更不过是嫁去现在国内的一个省或自治区。古人的认识不到位，极是正常，但坐井观天的想当然，却说明中国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狂心理以及对于方位的中心崇拜传统。尽管中国有唐朝时的发达，类似于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可谓超级大国，亦有马可波罗的著名介绍，可其它国家并不买账，不同意你居于世界中心，不管是方位的，还是文化的和经济的，别人对你的称呼，叫做“China”——陶瓷，仅仅与中国的一种产品、一个集镇——景德镇有些关联（至于明清以来政府懦弱无能，“China”被一些外国人称为“支那”，含有轻侮之意，不作分析也罢）。
历代中国人对方位，对其居中位置的崇拜和敬畏，远甚宗教、神灵、先知，可谓极致。中心崇拜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古老的解释世界物质生成和构成的成就——五行学说，金木土水火五大基本元素中，木主东方旺于春，火主南方旺于夏，金主西方旺于秋，水主北方旺于冬，而居中的土，旺于四季，土的颜色——黄色，就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帝王的冠服，便是黄色，叫黄袍。由此派生的相术中，鼻子位于五官之中心位置，就被称为五官之首，统辖其余耳、眼、口等四官，故有一个高隆的鼻子，就是富贵之相——洋人大多高鼻子，明清以来，中国官僚在老百姓面前不可一世，可在洋人面前却比孙子还要孙子，不知是否与此有些关系？风水学中，不管是阳宅还是阴地，概有后龙脉前衬托左青龙右白虎之说，总而言之，讲究环抱，要整些东西把阳宅或阴地包围起来，置其为中心，方是发达之途。在中国长期的政治制度中，中心的概念也一直贯穿，高上顶的权力或机构，冠之以“中央”，向有中央集权、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之说，而施政路线，也要置之方位，忽而反左忽而反右，只是在此方面何谓左，何谓右，何谓居中，看不出、听不出、嗅不出，就是伸出舌头，恐怕也舔不出中间的味道来，也就只能“权云亦云”，就像学生上体育课练步伐，依口令交替出左脚和右脚——也没人提出来：左脚乃左，右脚乃右，统统与中间无关，按照我们的中心哲学，人不能用左脚和右脚走路，才符合文化的要义。由此中国漫长历史的生存与发展哲学，有了一个十足残暴、无赖、妥协、油滑、颓废的词汇：中庸。何谓中庸？就是唯以统治利益或个人利益决定取舍，倾向于保守，远避锋芒和激进，和稀泥，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要新知，不要创造和建树，和所有人保持一团令人窒息的和气，你庸碌我庸碌全都庸碌，你残暴我残暴全都残暴，你贪污我贪污全都贪污，管它是癌细胞、梅毒还是爱滋，反正沆瀣一气，人手一份，共同分享，就皆大欢喜。
中庸是中华人际关系的铁律，很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所以大凡有点思想、主见，想有点建树的人，捅了中庸的马蜂窝，其结局就是寸步难行，有如泰山压顶，休想翻身。中庸者没多少才学和智力，正经的事业干不来，但整人的本领，实在比如来佛差不了多少。于是有了一大堆震耳欲聋的处世格言，曰出头的椽子先烂，曰枪打出头鸟，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曰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总之，中庸者不仅自己没有人性光辉的价值，而且要别人丧失、远离这种价值，中庸的眼睛，容不得一粒人性价值的沙子。庄子《内篇8226;逍遥游第一》中，惠子所说的被称之为“樗”的树，乃无价值的劣木，却被庄子赞不绝口：“……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中庸者眼中的价值，无非是毫无人性、惨绝人寰的专政暴力、强制和掠夺。统而言之，他们见不得苍生有些自由、有些轻快；看不到杀戮，闻不到血腥，他们就空荡荡的，难受堪比心子被猫爪抓烂。周敦颐在《通书8226;刑》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而程颐居然在《遗书8226;二十二》中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真不知道，若中庸的程公，有女儿成为孤苦贫寒无以谋生的小寡妇，他会不会不准再嫁，让其饿死而后快（若生在如今，也许她真会遂程公之意，不想再嫁，不过让程公意外的是，她去当坐台小姐，既无禁欲之难耐，又可大纳四方嫖客之财，或者去当某个既老且丑的实权人物的二奶，以致穿金戴银、威风八面——作者评注）？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庸衍生的温床。煌煌《道德经》，圣人之道，不过“不尚贤，使民不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老子看来，不崇尚贤能，杜绝聪明和智慧，才能利于人民和国家。四书五经，也无非一路货色。孔子提倡尊天信命，要求服从残暴，在他看来，平民百姓无端掉了脑袋，也是天意，怨天不得，尤人不能。孔子学说中，中庸是其核心，所谓“中立而不倚”，《论语8226;雍也篇》有语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中，有将中庸用于政治、人伦、行为、教育等领域的阐述，并称中庸是至上之德，无所不包、囊括天下。看起来中庸洋洋大观，无非茅厕里的蛆虫，同种臭味，同种技法，一大片怪异地蠕动，发出掩人耳目的怪响。无怪乎，堂堂中华，就出老庄、孔孟、程朱等一大批空泛说教、不求上进之徒，只图说得出来，不怕闪了舌根，哲学不像哲学，逻辑不像逻辑，道德不像道德，更谈不上什么科学。几千年来，社会对他们的吹捧、拥戴，一浪高过一浪，一潮盖过一潮，帝王、官宦、士大夫，甚至贩夫走卒，以他们为圭臬，寄生于他们的尸蛆下，翻新花样，一会儿儒教，一会儿道教，一会儿太监，一会儿裹脚，一会儿贞节牌坊，一言以蔽之，不过“中庸立身”、“三纲五常”，就拿不出一点人性的、实用的、改造世界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上进的，比如墨翟、王充、张载、洪秀全。墨家崇尚理性和科学，倡导兼爱，反对不劳而获，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都是些除暴安良、救国救民的要义。人家不仅有好理论，还亲自实践，墨子师徒三百余人，组成目标一致的团队，艰苦生活，昼夜工作，为正义的理想做到了赴汤蹈火、誓死不回头，连儒家的亚圣孟轲也为之动容，人性了一回，摒弃自家大吃冷猪肉的道学成见，作如是评论：“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是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墨翟先生师徒也甘愿为之，古今中外，还有谁有如此气概？与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8226;尽心》），以及孔丘之流中庸者，口若悬河不过为邀功请赏、坐享俸禄相比，杨子、孔子何其卑鄙，墨子何其坦荡！墨翟还对光学、几何学以及实用技术有些贡献，开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先河。墨者的行为，足可感动苍天，却不入国人法眼，差不多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邪说，列为专政对象。
《庄子》和《列子》两书，大肆吹捧老聃，又相互吹捧，道家对孔子及其弟子颜回、曾参、子路、子贡等，多少还有些学者的宽容，唯独对于墨家，却只有刻薄批评的份。儒家对墨家的批评，就更惨无人道，把墨学派和杨朱“为我”派一概混称为禽兽，杨朱派确比动物自私，但儒家如此批评墨家，不过是禽兽接受不了人道、反革命伪装成“革命者”，把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而已。 也难怪，道、儒狼狈比肩，老、庄、列、孔、孟乃一丘之貉，他们的玄谈，并不需要投入多少智力，而其目的，是要讨好政要，得些功名利禄，再不济也要弄点旌表，可谓以无风险的唾液投入、搏平步青云的功利回报——孟子就曾得车数十，随从数百，更不用说身后旺盛的香火了——至于没奶的老百姓有何感受，何需去想？而墨者，关系千秋万代、芸芸子民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落实起来耗神费力，还有性命之虞，又不可能在芸芸子民、后世的历朝历代手中领点薪水、得点及时的慰籍，困顿和无助可想而知。《庄子8226;杂篇》之《天下第三十三篇》中，有一段话，译为现代汉语，则是：“墨子、禽滑厘将让后世的墨者，一定要使自己吃苦弄得腿肚没肉小腿无毛才算罢休；墨学是搅乱天下的好办法，治理天下的坏主意。”中国历来的学者，统治阶级，只顾把老百姓弄成弱智、木偶，以便打不还手、杀不拒抗，而社会文化的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他们不仅不过问，还仇视、抑制这样的举动，这在庄子《天下第三十三篇》里的混账话中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中庸有许许多多道貌昂然的理论家提供没心没肺、损人利己的教条，有一个接一个自私、残暴的帝王提倡，并上升至王法，政治与道学一唱一和，当然畅通无阻、大行其道、无休无止了。
儒、道的下水，中庸文化，从政治开始，内政外交，公关商贸，三教九流，一路浸染、蔓延开来，直到人际关系、吃喝拉撒。几千年中国官场、生意场，和气生财、和气升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迎奉龌龊的嘴脸、乌黑的心肝，哪管穷人死活，极尽搜刮，坐地分赃，甚至出卖国家，比比皆是。中庸者仍是手、脚、眼、耳，皆分左右，身体亦有上、下身之别，身体取法自然，做作却违背天理，既然中庸的做作无可更易，何不削足适履，削除手脚眼耳以适应“中庸”，对身体加以改造，以便身体与观念、行为具有哲学意义上的中庸同一性？
东汉的官僚胡广，深悉中庸之道，柔媚谦恭，从无自己的见解，一概附和，当然从不抵触任何人，时人对其有考语，云：“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伯始乃胡广字）”。唐末混战时代的冯道，更是谁奶水丰足谁就是娘，人家红火时，极尽奉迎，一旦将要失势，立即反戈一击，投靠新主，经投刘守光、张承业、李克用，从唐庄宗时起显贵，后历唐明宗、唐愍帝、唐废帝李从珂、晋高祖、晋出帝、契丹、汉高祖、汉隐帝、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无论朝代如何频繁替更，他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冯道随风而动，中庸可谓极致，简直是说不出的无耻，乃鲁迅在《华盖集8226;这个与那个》中所批判的“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典型代表；《资治通鉴》亦有冯道行径的总结：“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沉浮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 南朝梁武帝时著名哲学家刘峻（公元462—公元521），乃性情中人，所谓“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浮沉”，一代高才，被吏部尚书徐孝嗣等中庸的大小官吏排挤、抑斥，坎坷一生，自是对腐朽的中庸深有体会。刘峻在《辨命论》中，有“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的吏制批判，在《广绝交论》中，亦有算计的处世之驳，大意是：小人以利相交，称为利交，利交有五种，其之一乃量交，即仰观权势趋易，俯察利害得失，深谋而动，毫厘不爽。刘峻的批驳，可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 左思（252—306）的《咏史8226;其二》有如下诗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其实，才智杰出的“英俊”者，能“沉下僚”，当上小官，恐怕已是埋对了祖坟，算是中了奇遇了。门阀流毒，数千年驱之不尽。在中庸的统治中，因敢于作为而被统治集团排斥、打击的治国良才，岂止刘峻？刘峻不过是几千年中庸历史中，怀才不遇的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珠。东汉初的著名学者、哲学家、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是博学的少年天才，20岁入宫当博士，其丰富深邃的思想、高屋建瓴的施政方略，令当世所有如雷贯耳的大学问家，所有权倾当朝的显宦望尘莫及。他年轻而极有为，自然屡屡锋芒，毕露于金銮大殿，于是遭到中庸的满朝文武妒嫉、诋毁，“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是有语曰：“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尽管历史上有“文景之治”一说，但汉文帝绝对不是雄才大略的主儿，有何主见，耳朵经不起手下人的鼓噪，为示“公允”，只好贬谪“不次之迁”的贾谊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贾谊《吊屈原赋》）。三年后，经人提起，汉文帝想起了他的绝世奇才，召见他。他乃滔滔不绝，言必社稷民生，每每切中时弊，非寻常可比，其中有语“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汉书8226;本传》引《陈政事疏》），言大汉政权的处境，犹如床下已堆满了柴禾，火还未及烧起来，所以睡在床上不以为然而已。他的谋略，与后来三顾茅庐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遗憾的是，中庸的皇帝，晃晃然于巅峰，昏昏然于帝座，看不清社会的严重积弊，哪有什么政治远见？正在迷神信鬼、羡仙慕道的当头，有何心思听他大治天下的改革良计？晚唐诗人李商隐为此写过一首著名的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眼看抱负东逝水，绝望郁滞的贾谊，数年后抱憾而终，年仅三十有二。后来，社会流弊使政权岌岌可危，这下皇帝才慌了手脚，想起曾献安邦治国策的贾谊，派人找寻，可惜如斯人才，已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大地苍茫空悠悠了——因为政坛少了贾谊，时有叛乱，汉景帝时酿成吴楚七国反戈之祸，大汉中央政权在动荡中勉强维持了四、五十年，到了铁手腕的汉武帝手里，才逐渐趋于稳固。
胡广和冯道，以自身安危、富贵为至上准则，朝三暮四，无信无义，无所建树，纵然卑劣，为人不齿，然而不过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角色，比之私结党羽，勾结异族，罗织罪名残害忠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中庸者，又何止差之千万。后者不把国家搞乱、搞垮，其心就犹如被风吹上天空的纸屑，悬着飘着老不着地，一点也不踏实、舒坦。被唐玄宗宠坏的李林甫，中庸的结果，是打击爱国良将王忠嗣，重用胡人安禄山，以致引发“安史之乱”；贾似道、蔡京、秦桧、严嵩、魏忠贤，为了达到卖国、搞垮国家的目的，不知道棒杀了多少英才；而清朝乾隆时期的所谓风云人物和绅，贪污、聚敛的财富，居然比国库还要洋洋大观！在远古时代，坐井观天，在一个小井中搞这一套，唱独角戏，暴力再多，人民再穷困、冤死得再多，国家再呆滞，无非多些起义、多些镇压，也就挺了过来。可到后来，发现世界不只一口小井，不只一个夜郎国。外患可不是内乱可比，绝不是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不管在门内如何自大、逞强，门终究关不住，所以终究要面对门外的客观现实，要和外部世界比较价真货实的能耐。人家的坚船利炮比到了咱中国的脑门，还在做着春秋大梦。宋朝朱熹、程颐、程颢的中庸理学，把国家整得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终落异族。到了明朝，还躺在理学的床上睡大觉，有王守仁、王艮等众多礼教酷吏、狗腿子，太监翻身，宦官专权，害死大将袁崇焕，以致清兵入关；几何时，“只识弯弓射大雕”，马背上的满人，也学会了酸溜溜、文绉绉，中了汉人中庸的铅毒，举国上下，就几个清醒的，不过结局比墨翟还惨，戊戌六君子，掉了脑袋，剩下光绪皇帝，“帝王”的花架子，也险些架不下去。老鸡婆慈禧真是吸尽了中庸的精髓，八国联军打进来，火烧圆明园，她逃离北京，一路上还做着中庸的美梦，想永远躺在老子骑的青牛、庄周梦中的蝴蝶、孔孟的假仁假义上垂帘听政，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也不想想，她那种远甚狐狸的霉骚味，就算有再厉害的屠刀佐镇，也不见得有几个中国人受得下去。
中庸几乎亡国，好在中国太大，列强难以消化，加之，中庸浸入骨髓，实在无药可医，用刀剔之不去，用火烧也无济于事——就像蚯蚓，烧成灰后，一遇水，反而变出更多的小蚯蚓。看来夫子们有先见之明，早就有了对策，弄了个“祸兮福所倚”，派上了用场，坏事成了好事——大概是洋鬼子被所向无敌的中庸搞得头痛，既难理解，又难驾驭，更消灭无门，所以浅尝则止，怕惹上中庸的流毒全身溃烂，放了中国一马，回去啃他们自己的文化科技面包了。中国幸得至圣先师孔夫子和道教的太上老君庇佑，没有沦为纯粹的殖民地。在这时，中庸的自大意识又膨胀了，以为其法术不亚于各路神仙，刀枪不入，天王老子也奈何不得。正在中庸过来中庸过去，中庸得不亦乐乎，不信邪的东洋鬼子——日本人打过来了。这下中国绷紧了神经，竖起了头发。自大的中国一向以为日本是自己的儿子，是吃中庸的残羹长大的，东洋可不比西洋，对中庸有些免疫力，绝不会见到中庸就如同见到鬼魅。令中庸者费解的是，中庸的儿子，怎会有如此威猛的炮火？殊不知，人家早就有了“明治维新”，输了氨基酸，补充了体能，而中国老子作为中庸的始作俑者、集大成者，当然更加瘦弱，久疾不治，硬着头皮尾随其后，氨基酸也不过维持区区百日，就拔掉针管，赶跑、杀掉了康有为等一批医生。这次日本可是来势汹汹，不吃掉中国，看来不会回头。惯于中庸的中国，自然顶不住，舍南京赴重庆。就在危急关头，中国老子遗传给日本儿子的自大，居然大起作用，解了中国的围。狂妄的日本，以为微卵可击巨石、寸土可填阔海，管你苏联还是美国，管你有无中庸，都想一并侵吞，于是惹得两条原子猛蛇出洞，夜袭长崎、广岛，只好乖乖就范，举手投降。 凭借运气，中国又躲过一劫，好了伤疤忘了痛，自然可以关起门来中庸，或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地中庸了。离开了它，大概如同赌徒离开赌局、瘾君子离开毒品、妓女离开嫖客，身体和精神都是难以经受的。几千年就这么过来，惯性是如此强大，要站稳，任尔东南西北风，屹立墙头作不倒草，还真不容易。有“地球村”一说的当今，还是有各形各状的国人，顶着老祖宗的中庸光环不放，嘴里老谈什么现代意识、全球角度、不作为就是失职、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可暗地里干些什么？嘴上说的，远比悬棺凌空，远比肥皂泡空虚，远比鬼怪虚无，不过是妓女穿在身上的防强暴内裤，不知假到何种程度。就在今天，我在所居住城市的一个报刊亭看到一则消息：一个随时穿着防弹衣的反腐英雄，被揭露出是个大大的贪官——因为有事，匆忙中只看了消息的标题。这些人的行径，无需多说：如果中庸得不可思议的老祖宗活过来，也要大跌眼镜、自惭形秽——居然还有这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应当是无师自通、远甚于青的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