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斯蒂芬妮·弗兰德斯
（导读：加尔布雷思是经济学界和美国政界划时代的学者。马萨诸塞大学已故教授奥列尼克曾对译者说，加氏是他所“崇拜的英雄”。这还因为奥老认为加氏属于现已年逾古稀的一代人。但他的伟大不仅因其在时间上的跨度，而且还有其空间广度。加氏虽是左派，是民主党人，但他并没有像奥老那样激烈地反政府和反主流社会。所以说他“做的很大”，是一棵常青树，也是大树。中国经济学界的左派，无论“新左派”，还是“老左派”，不妨向加老学习。和谐社会是兼容和共赢的社会。）
当有人让其说出一位经济学家的姓名，许多超过30岁的美国人都会想到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已经去世，享年97岁。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如专业的经济学家，又大大超出这一范围：他是二战以后美国生活中的知名人物[1]。
他曾写道：“在参观了康科德[2]、列克星顿[3]、旧北堂和哈佛大学之后，旅行者们受到感动，不论是多么奇特的感情，来看一看加尔布雷思。”[4] 加氏是哈佛经济学系的老牌国务活动家，但他还有许多其它身份：“新政”[5]官僚、战时的计划人员、新闻工作者、总统和想当总统的人们的顾问、外交家、小说家。此外他一生，尤其是直到最后一刻，还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辩论家。他对哈佛即将毕业的学生们说：“如果你不能安慰受苦人，那么就让安逸者受苦。”
自由派活动家们像加氏一样，认为经济不可以，也不应当留给一只看不见的手去掌管。但他们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几乎每一场政治斗争中都失败了。尽管如此，虽然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胜利使加氏的思想进一步远离政治主流，但却没有使之不相干。
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的美国相比，在小布什的美国，加氏在50年代和60年代所描述的、不受约束的[6]市场的许多危险，尤其是“私人的富有和公共场所的肮脏”，则更加显而易见。一种越来越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收入分配情况的重现肯定使他的研究成果日益相干。
加氏不断地批评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其高潮是1992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惊人的书——《自满的文化》。该书描写了美国等国自满的、有选举权的多数派的出现如何使一个被边缘化到危险地步的新的下等阶层加速浮现，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书中提供了“对自己在选举中的失败感到失望的人们的一种引人入胜的逻辑和对其正确性的具有诱惑力的证明。”
然而在许多方面，1992年的这本书都是一部较早的、影响大得多的辩论著作——1958年出版的《富足的社会》——的后续。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其它学术著作（也许社会学家莱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是一个例外）如此毫不费力地登上了畅销书榜，或者对当时的论战产生了如此持久的影响。
今天，人们记得《富足的社会》，主要由于它使“常规意见”（流行看法）和“没精打采的人领导着没精打采的人们”等词语普遍流行起来。但是，强调这些词语包含的一些基本思想的新奇性很重要。此前很少有人谈论过一个“消费者的社会”，或者为完全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而担心。而现在，更多（增加生产）可能并不会对环境更有利，或者更有利于在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建立平衡，这一概念则已司空见惯。
时间没有如此善待他的另外一些著作：例如，《新工业国》——一部赞颂政府和大公司经济计划工作的著作，写于1967年——在动荡的70年代和80年代过时了。
但起码，他的两部历史书——《大崩盘》，即有关1929年股市崩溃的一本指导外行的书，以及他后来写的有关历史上的经济繁荣与衰败的简短手册《金融欣快症简史》（1990年出版）——已经成为此类书籍的经典，受到政治鸿沟所有各方读者的青睐。这两部著作都证明了加氏写作的一个恒久的特色：对习惯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在金融繁荣期的情况中就是大众的疯狂）的威力很着迷。
加氏于1908年出生在安达略省的只有23人的一个苏格兰人的牧民社区爱奥娜牧场。他默默无闻地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在一个称为归尔甫的偏僻小镇上的安达略农业学院学习畜牧和土壤管理学。
1931年毕业后，他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尔后在哈佛、剑桥和普林斯顿等大学担任了一系列教学和研究职位。
当加氏于1934年到华盛顿的农业调整署工作时，他是在“新政”实施早期蜂拥到首都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然而，很少有人在如此长的时期里与公共政策领域保持了如此密切的联系。
他后来到美国物价局工作，负责管理战时的物价管制体系。后来，批评者常常说，他从有关政府计划的效率的这一经验中汲取的教训是错误的。然而当时人们却认为，管制措施很成功。他在物价局的工作经历和他后来在国务院主管战略轰炸调研和经济安全局的工作，使他荣获了自由勋章和总统荣誉奖状。
加氏在印度担任美国大使这一有争议的经历发生在他为肯尼迪成功经营了1960年的竞选之后。他后来仅仅半开玩笑地说，他干这项工作每天只占用一小时左右。（而这当时却是在一个频频同起码一个邻国濒于爆发战争的国家。）
肯尼迪死后，加氏继续呆在约翰逊政府中，后来由于越战问题而辞职，成了一名主要反战人物。他于1968年说：“政治上有些时候，你只好站在正确的一边遭受失败。”此后，他很少摆脱过这样的时期。
加氏并非一个谦虚的人：他对蠢人没有耐心。他身高6英尺8.5英寸（2.0447米），因而能够使个头较矮的人们感到实在渺小。但公平的看法是，他比较关心的始终是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在世界上的作用，而不是他自己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地位。
加氏经常痛斥其学术界的同事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的教学是如何掩盖和支持指导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真正”势力的。“一切经济历史，包括加尔布雷思本人，都是既得利益的表达。”
对他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最好诠释，就是引用19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一段话，加氏将其用于《富足的社会》一书序言：“经济学家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必须致力于实现人类的最终目标。”
他在1987年的一本书中说：“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对目前情况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诠释。其所有的有益命题都可以用清晰、朴实和大体上令人惬意的英语来阐述。”
加氏颇丰的著作往往做到所有这一切；而在经济学写作中更为罕见的是，它们还很有趣。
《富足的社会》一书的第一句话很典型：“财富并非没有其有利条件，而且恰恰相反，虽然财富经常创造出来，但是它从未被证明普遍具有说服力。”尽管加氏晚年影响力衰弱了，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那“致命的流畅文笔”及其冷嘲式幽默感，确保了人们会对他所说的话予以关注，即使他们很少予以重视。
加氏非常多产，一直到95岁仍然笔耕不辍；《无辜作假的经济学》于2004年出版。人们还继续阅读他写的东西。在他多年来对美国公共生活的贡献当中，在使重要的经济学思想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妙趣横生方面，他那罕见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有更为宝贵的才能，将是人们最最怀念的。
（尹宏毅译自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4月30日）
[1] INSTITUTION：Something or someone firmly established in a society or culture.
[2] 取邻里和睦相处之意，意译可以译为“协和”。
[3] 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事的发生地，有“THE SHOT HEARD AROUIND THE WORLD” （全世界都听到的一声枪响）之说。
[4] 加尔布雷思一生对美国资本主义主流社会是“小批评、大帮忙”。以上各个景点都是美国主流社会引以为自豪的陆标或纪念碑，游客的有感可能也是爱国主义的感情，但加氏的文风以幽默讽刺著称，所以把他与美国传统联系起来似乎又不对劲。
[5] 由于遭受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打击，以及受到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影响，罗斯福总统实施所谓“新政”，以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赤字财政，来弥补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及失灵。
[6] 等于UNFETT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