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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十堰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 资本形成对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双重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货币政策肩负扩大内需的任务,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企业投资效率低下分别从储蓄的形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制约资本形成。针对有关限制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克服资本形成的阻力，是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 资本形成 ； 制约因素 ； 金融市场 ； 投资效率
[中文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
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主旋律下，提出并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我国资本形成遇到了许多制约因素。熨平不利影响，促进资本形成，是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 资本形成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凡是可以用于生产过程、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生产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资源，都称之为资本，资本包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本形成是一个多环节的复杂过程，它的源泉是储蓄，最终结果表现为一定的生产能力。一定时期内一国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就是储蓄；储蓄经过一定渠道转化为投资，即资本积累；投资最终衍生出一定的生产能力，这整个过程就是资本形成。
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度讲，资本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度坚持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将其拓展到更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仍将资本形成看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之一。从一系列含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的假定方法和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模型都隐含着一个前提：资本投入（包括实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进的前提条件。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资本形成都应该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资本形成对我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随着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一元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到多元的以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主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必须高度重视资本形成。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只靠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时期，在经济增长由投入型向效益型转变中，资本投入的作用很重要，不仅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需要投资，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投资，资本投入本身的贡献也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必须，另外，缓解因效率提高而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需要加大资本投入。有专家预测，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我国未来50年的整体投资应保持在年投资率25%—30%左右的高水平上。[1](p460) 消费支出和储蓄此消彼长，在扩大内需的导向下，人们更多地强调以降低储蓄来增加消费。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资本积累不是太多而是太少。[2] 如果大家都是高消费，必然会减少用于发展的资本，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在当前强调资本形成极具现实意义。
二 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
尽管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为应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结构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形成一个促进资本形成的机制。相反，产生了许多阻碍资本形成的因素。
（一） 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储蓄的增长。
1998年以来，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实现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为刺激最终的消费需求，货币政策作了积极的响应：第一是利率调整。1997年以来连续七次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利率水平由历史最高峰下降到低谷。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调整前年息为10.28%，经过七次下调后为2.25%，下降了8.23个百分点。第二是开征储蓄利息所得税，而且实行零征税，这对个人来说相当于第八次降息。第三是推出和完善消费信贷制。
这些措施效果明显，一方面使高速增长的储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促进消费提高。这主要表现为：首先，1995年后我国储蓄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从逐年高速递增变为逐年增速递减，储蓄存款从1994年41.5%的增幅一直下降到2000年的7.9%。在1999年5月之后，经过“七加一”降息，储蓄存款连续出现了11个月的负增长。其次，新增储蓄存款逐年减少，1997年比1996年少增长1100亿元，1998年比1997年少增长1440亿元，1999年比1998年少增长1362亿元，2000年比1999年少增长1276亿元（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最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储蓄向消费分流。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购房消费额及旅游消费额的上升，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提高。从1998年的0.55上升到1999年的0.66，直至2000年的0.9，三年上升了0.35，平均每年以10个百分点增加。[3]
（二） 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储蓄转化为投资以金融市场为媒介，其转化效率的高低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具体而言，储蓄转化为投资有两个途径，一是以股票、债券和投资基金为载体的直接渠道，二是以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转换为载体的间接渠道。
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资金渴求，中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它们面临的不是获取资金的成本问题，而是资金可得性问题。相反，银行金融机构有3万亿元的巨额存差，资本市场有大量空转资金和“持币观望”资金。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的统计数据，1980年、1995年、1997年我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35%、42%、45%，同时国内投资率为35%、40%、35%[4](p207-212)。从数据可以看出，储蓄和投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其中有一部分储蓄没有转化为投资。不仅如此，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逐年下降，严重阻碍资本积累，致使投资增速连续六年下降，由1993年61.8%，1994年30.4%，1995年17.5%，1996年14.8%，1997年8.8%，1998年14.1%，一直降到1999年5.2%。 [5](p341)
储蓄——投资转化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融资渠道存在严重缺陷，致使两条转化渠道不畅通。首先，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失调，随着我国证券融资方式的兴起，直接融资发展迅速，但在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偏小。截止2001年末，间接融资占全社会融资总额比重高达91.82%，直接融资比重仅为7.27% 。而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银行信贷在企业外部融资中的比重一般低于70%，而直接融资比重在20%-30%左右。间接融资占融资比重过高，必然导致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融资制度的变迁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居民缺乏投资渠道而将储蓄存入银行导致整个社会信用集中和社会风险加大，难以实现风险社会化；另一方面，企业过分依赖银行贷款而使企业负债率过高，利息负担过重，资本结构不合理，增大了企业过度负债的经营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的金融风险。其次，间接融资渠道受阻。我国间接融资制度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国有银行信用垄断。目前，金融资产的金融业务主要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他们的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并且占有60%以上的存贷款市场份额。信用垄断的结果是，一方面遏制了市场竞争，阻碍了与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非国有中小银行业的发展，将中小企业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造成中小企业难融资；另一方面能获得融资的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使得还贷困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同时，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使其对银行资金产生刚性依赖，于是形成“贷款人质”式的倒逼机制。随着银行改革的推进，慑于自身的生存风险，银行不得不“惜贷”，慎重缩减贷款。最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我国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就在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安排下纳入行政化轨道，资本市场被严重行政化。资本市场各市场层次之间发展失衡，市场功能扭曲，“重筹资、轻转制”致使公司经营机制向国企复归。这种资本市场的结果是：一方面，“储蓄——资本——投资”的链条运行不畅，资金不能有效转向边际利润率高的投资项目，即资本是与有效率的投资机会相分离；另一方面，作为稀缺资源的资本流向效率低的项目，使金融资源发生逆向配置。
(三)投资效率低下，生成的生产能力不高。
投资能带动生产能力的增长，这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功能——资源配置。金融市场的发展，由于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具有充分流动性的投资对象，通过对风险资产的定价来调节和引导资本资源的流向，能够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担的服务，并且能够促进各类创新活动的开展，因而有助于提高投资生产率，或者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能把资本资源配置到资本边际产品最高的项目中去。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在我国金融资源严重逆配置，极大限制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国有经济投资效率低，但金融资源充裕；非国有经济经营效益高，却受融资歧视。资金配置并非按市场化效益原则而是按所有制性质进行。
国有经济在金融领域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且有来自政府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小，产出份额一直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利润下降、工业产值增长缓慢及严重亏损，成为国有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据估计，国有银行信贷资产的构成中，对国有经济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1985年为85%，1996年上升到90%。但国有企业效率相当低下，据央行统计的5000户企业，1997年资产利润率仅有1.3%，资本利润率仅有3.4%。从下图分析，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比重曲线在投资比重曲线下方运行，这说明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率一直在下降。同时，国有经济亏损率呈现不断攀升状态，1998年亏损率达到208.78%。与国有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国有经济虽然取得的外部融资很少，但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76.47%。这表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益远高于国有经济。可见，我国金融体制是以低效率的信贷资金支持经济增长，以1984年至1999年每百元新增贷款创造的新增产值小于一百元的年份有8年，其中以1996年开始，每百元新增贷款创造的新增产值显著下降，新增产值分别为89元、48元、33元、
49元， [6]导致银行利润率——资产利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98)》；《中国工业经济年鉴(1999)》；《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资本低效配置致使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我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国内投资额仅占世界总量的3%—4%，大量资本被低效使用，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改进无法得到有效实现，使经济增长大打折扣，这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致使现实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
三 促进资本形成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经济建设要兼顾积累与消费，所以要充分认识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当前的任务是从政策、制度上进行调整，熨平已造成的不利于资本形成的障碍。
（一） 货币政策不能偏颇，应兼顾积累与消费。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应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环境而确定。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提高消费的比例理所当然。关键是货币政策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节应是间接的，而不是过多的、频繁的直接调控。管制利率条件下，多次降息，使资金价格完全脱离市场供求；银行贷款的政策指导太强，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计划金融制度使存量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货币政策是长期性政策，如果只是用于应付当前浮现的问题，而不是针对已有的痼疾，那么它对问题的解决是治标不治本，终究导致“拆东墙补西墙”，不仅不能产生与其它政策的合成效应，反而可能带来政策间的矛盾。因此，一项长期政策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
（二）进行制度创新，切实转换金融体制。
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根源于我国金融改革的严重滞后，计划金融制度没有真正转变为市场金融制度，国有银行在金融领域垄断性很高与金融效率低下。国家对低效率融资制度的变革首先应从金融体制开始，促进金融深化。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不能停留在放权让利或者转变管理机制上，而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逐步推进和实现股份制改造并上市交易。
（三）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资本市场。
国有企业脱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国有企业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资金短缺问题，而是如何彻底改革治理结构的问题。因为如果仅仅从资金上考虑，通过国有银行和通过资本市场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并不会有质的区别。之所以转向股市融资和债市融资，目的是希望通过产权约束达到改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目的。前期股市发展战略形成的股权分割状况，已经成为我国股市继续健康发展的羁绊，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现有的国有股存量上市的同时，至少应该在控制增量上采取一定的措施。而让更多的非国有优秀企业上市，不仅是解决这一问题并提高上市公司总体质量的最佳途径，而且是提高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要求。此外，这也符合股市市场化的要求，而股市市场化恰恰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必要条件。
（四）深化产权改革，构建微观经济融资制度基础，提高投资效率。
融资效率与企业的投资效率紧密相关。金融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是由于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所致。之所以出现企业向银行借贷的倒逼机制，根本在于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在他们之间难以发生真正的市场化融资行为，企业融资缺乏预算硬约束，结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过渡期间，融资制度改革必须与企业改革相协调，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经济机制的“功能耦合”效应，实现生产效率和融资效率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李成勋.1996-20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陈利平.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J].经济研究，2001，（3）.
[3]郑泽华.储蓄分流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1).
[4]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
[5]国家统计局.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6]邹新月.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绩效的理性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2，（9）.
发表于《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1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