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念头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我闲坐于麦德林的一家小酒馆中，店门敞开，安静的街道上吹来夜晚徐徐的暖风时；当我在迪拜人工岛上的一处餐厅凝视漆黑的夜幕中那闪耀的世界第一塔时；当我在开普敦的某间酒吧、北京的某家面馆，或是我们这个空前精彩的星球上无数其他地方时，这个念头就会浮上心头。 只要闭上双眼，我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自己此刻身在纽约、华盛顿，或者任何一座美国城市的景象。当然，这些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大体上是相似的。 无论身在何地，人终归还是人。他们有着许多相同的喜好，都期盼更好的生活。人人都想住得安心，穿得称心，交朋结友，闲暇有余，舌尖享受。他们都有所求。 正是他们身上的这些特点构成了我们的人性。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谦逊，有人虚荣，有人慷慨，有人贪婪；有人睿智，有人愚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他们都犯下过错误，他们都怀抱希望和梦想。 但是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仍然存在。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便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那些传统富裕的经济体，如中国、印度以及中东地区，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西方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制造能力和军事实力方面尤甚。 这种差距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根据《权利与繁荣》（Power and Plenty）这本颇具参考价值的贸易读物，在1953年，西方世界（不包括日本）的制造业产量占全球总量的90%。美国可谓称霸全球，势头好比一度雄踞高尔夫赛场的泰格·伍兹。单单美国一国的工业产值就大约占到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 不过，到了20世纪末，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认为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几十年。这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长期投资的主旋律。 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叫作“世界回归正常”[1]一（World Right Side Up），那是因为我心目中的世界，就应该是它本来的样子，越自然越归真。西方世界自负地认为它们目前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当你回转头纵观全人类的发展史，你会发现，西方国家的领先也不过就是最近的事情。
当欧洲人还住在洞穴里的时候，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上农耕劳作，建立起繁荣的村镇。在公元前几千年，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可以驾着双舷舟，仅凭星星的指引和他们的才智，开始他们的航行，航距甚至不亚于哥伦布。当然，对于中国或阿拉伯人那一长串的发明创造，想必你早已了然于心。 “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的差别开始消失。实际上，“新兴市场”这个术语可能已经过时了。这个说法是由常丰资本（Everest Capital）在题为《新兴市场的终结》的白皮书中提出的。 首先，就规模而言，这些新兴市场代表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见图1-1）。GDP或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算不上是很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对经济规模做一个粗略的估计。“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旨在消除因不同币种的购买力差别而造成的影响。 这个结果十分惊人。但如果从单个国家来看，这种对比会变得更加有趣。在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新兴市场占了10个席位。印度的经济规模超过了德国，俄罗斯超过英国，墨西哥超过加拿大，土耳其超过澳大利亚。看到这样的对比结果，一直用西方式的立场和思维来观察世界的普通市场观察者想必会大吃一惊。图 1-1 我们扯平了资料来源：Everest Capital.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新市场的诞生，数亿人对于手机、空调、净水器的需求，对于肉类、水果和蔬菜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对于其他种种蜂拥而至的新事物的需求，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很多领域感受到了这种冲击。 在这本书里，我将着重探讨这些市场曾经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又将去往何方。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世界。这是个幅员辽阔的星球，尽管我已经游历过很多地方，但仍有很多土地与海洋我不曾驻足，仍有太多的地方我没有写在这本书里。毕竟这本书不是全球市场指南，它只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投资者对于世界的小小见解罢了。 世界始终在变，2007年我初次来到迪拜，那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新兴的都市。高楼大厦在各个地方拔地而起，高速公路上全都是卡车，空中挤满了起重机。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世界上2/3的起重机都在迪拜。我在世界其他新兴都市见识过的喧闹与信心，迪拜一样都不缺少。 2009年10月，我第二次来到迪拜时，那里的经济泡沫已经破裂，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起重机还在那里，但已停止工作。众多建筑工地还在那里，但大多没有了动静。整个城市一片死寂。疏浚阿拉伯湾（那里的阿拉伯人从未承认过波斯湾这个名称）建造起来的第三个棕榈岛在风吹浪打中日渐破败。 这正是经济的一部分。就在你觉得自己在某地有所感悟时，有些事情发生了，迫使你重新思考你的认识。 但更加普遍的观点永远不会改变。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正在追赶上来。那是不可阻挡的市场潮流，它会不断往前冲击21世纪的海岸。（迪拜的经济正在复苏，虽然速度不快，但确实在复苏。迪拜不会消失。我们将在第7章里进一步探讨。） 证据随处可见，正如你即将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一样。每天我在翻阅《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时都能发现新的片段。当我旅行、与人结识、研究新的投资思路时，这种不断缩小的差距总会不期而至。这些经历是我创作本书的灵感来源。 关键要明确一点：工业革命使得“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拉开了差距。但这一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并将继续缩小。面对这一改变我们无需恐惧，这种变化实乃回归正常。过去200年的情况才是反常的。中国在几百年前曾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到了1970年却还不如比利时，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而现在，中国可能又重新登上了顶峰。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高层人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在2010年已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写道：“由此可见，美国人的人均财富只是中国的4倍，而不是常说的11倍。” 我们似乎无法就一个经济体的确切规模达成一致——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好笑。但是，经济规模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不是停在那儿好让你去数个清楚的，它还包含着数十亿笔交易往来，想要估算其规模绝非易事。虽然所有这些只能靠估算得出，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毋庸置疑的。我们将在第5章重点关注中国。 我会避免使用GDP这类抽象的统计概念。GDP，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含义？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意这样一个数字？坦白讲，这类数字有太多猜测的成分在里面，并且不切实际。哪怕对GDP数字没有任何了解，你依然能做一名成功的投资者，享受富裕的生活。 在书中，我会尽量避开类似的古怪说法，呈现脚踏实地的观点和亲身经历的体验。这是一本格外实用的书，旨在用更切实的方法来关注当下、解读当下。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就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展开辩论（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争论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质疑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表1-1展示了中国的发展对大宗商品市场带去的切实冲击。 所以，若是要投资铁矿石、煤炭或者小麦，你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情况。 总之，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向着历史的常态靠拢，这是重新回归正常的世界。 已故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作品提供了有助的解读。正如之前谈到的，我对经济规模能否被准确衡量还是持谨慎态度，更不用说1600年时的经济规模了，但是我认为表1-2里给出的数据还是符合直觉的。 例如在宋朝（960～1279年），都城临安（今杭州）的人口超过100万，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拉斯·特维德（Lars Tvede）在《趋势投资50年》（Supertrends）一书中如此描述道： 在那里，你能见到数百间餐馆、客栈和戏院，还有自带景观园林的茶馆，茶馆里摆着华美的灯盏、精致的瓷器，挂着名家的字画。人们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夜市上有专业的木偶班子、吞剑的杂耍艺人、戏曲演员、杂技演员、乐师、弄蛇人、说书人、古玩贩子。人们根据各自的兴趣，可以参加异域美食社、古玩社、曲乐社、马社、诗词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000年以前。 所以，中国近年的崛起看似突然、发展之快看似史无前例，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对回归的常态——回到那个中国城市名列世界最发达地区的时代。现在中国尚未完全重现过去的辉煌，但只要去上海的外滩、北京的新机场航站楼甚至杭州的时尚商场看一看，你就会看到中国重回巅峰的趋势。 之前我提到的常丰资本白皮书，还点出了其他一些方面，都体现了差距正在缩小。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流动性。不久以前，纽约证券交易所IBM股票一天的成交量就超过上海或孟买证券交易所一天所有股票的总成交量。但这种情况已是历史。 如今的新兴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正如常丰资本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量超过了纽交所（要考虑到中国散户很多）；中国香港和韩国的交易量超过了德国；印度的交易量超过法国；中国台湾的交易量超过意大利、澳大利亚或加拿大。” 还有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看到了趋势的转变。我的同事兼朋友埃里克·弗赖伊（Eric Fry）就职于《每日清算》（The Daily Reckoning），他在《迅速缩小的差距》（A Shrinking Distinction）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几个变化趋势： 领跑者可能落到最后……而落后者可能冲到最前面。总的来说，成熟的西方经济体和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正在走下坡。虽然最发达的经济体目前还没有落到最后，但它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弗赖伊将AAA评级的法国国债信用违约掉期和AA评级的智利国债信用违约掉期做了对比。（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可看作针对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违约风险越大，CDS价格越高。）智利的CDS费率要比法国低得多。 这并不是单一的特例，而是冰山一角。法国国债CDS费率比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的都要高——这在10年前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后面三个国家的国债都是BBB评级，离“垃圾级”仅一步之遥，但是市场却有自己的判断，并且市场的判断比评级机构来得更实时、更准确。 弗赖伊继续写道：“10年前，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是享有高信用评级的主权债务国，爱尔兰的评级是AAA。与此同时，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都是‘垃圾级’。图1-2可以告诉你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如今，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的国债都是投资级，而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是垃圾级。”图 1-2 没落市场资料来源：AgoraFinancial.com. 在这10年间，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的股票市场的表现也远超欧洲，如图1-3所示。图 1-3 世界股市回归正常资料来源：AgoraFinancial.com. 弗赖伊认为：“以上对过去10年的回顾，亦是对未来的启示。资本总是从糟糕的环境中逃出，寻求能助其增值的有益环境。” 这正是财富创造的核心真理，这一真理引导着全球金融市场回归正常。 哪怕是最老派的投资者，在看了常丰资本的阐述后也该相信现在的变化趋势。事情已发生了变化，雷龙无法再独占礁湖，它必须与新来的、身手更敏捷的毛皮动物竞争。 此外，常丰资本在继续扫除那些陈旧的观点，就像用扫帚拂走蜘蛛网一样。比如他们说道：“以前的观点认为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公司比新兴市场的公司管理得更好，但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准确了。我们与新兴市场的许多企业管理层有过接触，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他们能够如此迅速地借鉴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来完善他们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更好地为股东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