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公民是近年来企业界、理论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同时我们看到世界上一流的大公司、大企业已经开始认同，并且探索实践企业公民责任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统计资料显示，在世界财富五百强里面，差不多90％以上的企业建立了自己的伦理体系，在我国，企业伦理还没有被系统的提及出来，大家往往习惯的将之纳入企业文化的范畴。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国际大公司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企业公民行为准则。今年以来，通用、微软这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大公司分别发布了自己公司的2005年度企业公民报告，我们看到通用公司在《我们的行动》这个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日益全球化和透明化的世界里，衡量公司成就的标准已经不仅限于金融方面的结果和股票行市”，同样微软公司在自己的《2005企业公民报告》中也谈到了，作为一个成功的全球性的企业，有责任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来为这个世界和人民带来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世界巨头公司已经有着比较成熟的企业公民的实践。
正是这些成功企业的垂范作用，社会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凡是积极实践企业公民责任的企业，应该是具有责任心和道德感的，稳健发展的，值得信赖的，并且具备长远期待的企业。这种新型企业评价价值观，已经开始在资本市场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关注。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企业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企业的天职就是赢取商业利润，满足消费者需求，扩大企业规模、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都是基于企业对利润追求动机下的策略选择，没有把企业的这种社会贡献同企业的责任紧密的联系起来。“企业公民”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企业不再是一个可以游离于社会的“商业工具”，它被赋予了拟人化的社会成员属性，要承担社会成员的责任。
回顾上个世纪，我们发现，无论在任何性质的政府下，当“企业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企业都会处于辉煌的发展时期，奔驰、通用、三菱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虽然这是一种被动结合，但抛开政治因素看，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的确可以激发起员工忘我的工作热情，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顺便提出一个我的担忧，希望能够引起注意。目前，跨国公司的“企业公民”意识和行为，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的界限，他们以企业文化的形式，将一些“宗主国”的社会价值观扩散到世界各地，努力使之成为一种“普适价值”。对这一点，现在中国的理论界认识还普遍不足，或者说在有意回避。
树立“企业公民”意识，对中国企业其意义不是追赶世界潮流，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需求，在我们推广“企业公民”意识的过程中，要对那些西方成熟的经验加以分析吸取，切不可照葫芦画瓢或者来个一锅端，只顾拿来用，不管自身的条件是否适合。改革开放后，我们就开始学习西方管理，那时基本是清一色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二十来年时间下来，效果哪？大家手里都有数据，我不讲，但要问一个为什么？仅仅是产权问题那么简单吗？
下面，谈我今天的主题，从“企业”到“企业公民”，企业文化应该如何转变？
从“企业”到“企业公民”企业文化应该如何转变？《企业伦理与文化前沿课题组》，做为一个标榜自己站在企业伦理与文化研究前沿的研究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尝试对一些问题给出答案。
我们认为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它不仅要提高本公司经营的经济绩效，同时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它作为企业公民，企业的行为对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伦理的正、负两方面影响。
谈到中国企业要培养企业公民意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我记得有人提出，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企业只有很强大以后才能考虑其社会责任，处于创业期和发展期的企业，还没有渡过生存关，根本无从考虑社会责任。
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非大企、强企业才有实力考虑其社会责任。基于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是曲解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他们眼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捐钱”两个字，当然，这和一些政府机构的不当行为有关。企业公民对企业的要求，是需要企业以特定公民的责任来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使之符合社会普适的价值观，这和你企业大小、规模没有关系。你是三五人的小企业，也不能雇佣童工，你不能说我要发展就可以任意污染环境，不能讲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低，我就可以克扣工人。这都是企业公民责任，哪一个都和你所处的规模和效益、阶段有关系。
我认为企业公民理论的提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企业的使命已经超越了他自身经营管理的范畴。使命回答了一个企业存在的理由，以前，企业使命会只关注自身的经营价值，现在，站在企业公民的角度，它就要增加思考企业存，在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与这个环境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的价值体现。这种转变会得企业会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投入到社会和公众方面，关心企业对自然、社会和公众的责任以及道德价值。例如，一个企业要扩大规模，需要招聘一些新工人，它是选择外来的廉价工人还是招聘本地薪水高一些的工人，如果选择外来工，企业降低了成本，但本地的就业率就得不到改善，大量的无业青年会破坏本地的社会治安环境，对企业最终也无益，从企业公民的思考角度，它应该招收部分本地工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推动中国经济这样高速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来自于企业，所以我们认为企业的素质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企业公民群体，将造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创造中国美好的未来。在未来的社会，那些没有感恩文化支撑，只知赚钱、利己的企业，在社会上将越来越不受欢迎，而且他也难以制定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也难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讲到这里，我已经多次提到了“感恩文化”，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主旨，中国企业如何从企业思维过渡到企业公民思维？我的答案就是在企业中建设并大力弘扬“感恩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的企业公民之路。
为什么这样讲？在座很多人都同西方企业、西方人有过频繁交流，也有不少长期在西方国家生活过，“感恩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在西方国家，在美国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是社会公民的一种自觉价值观。西方有感恩节，美国的感恩节更有其社会文化意义，美国的感恩文化将基督教思想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尊重结合起来。它将神圣存在、他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联结为整体，乃是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的统一。
感恩文化体现在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神、世界、他人的感恩意识使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中蕴涵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是感恩者和感恩的对象，是与神圣存在和他人联结着的个体。所以，美国的感恩文化实际上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和现世目的的群体文化。
因为有了感恩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社会公民意识在西方非常容易被企业接受。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企业发展得益于社会和消费者的恩惠，他还有一种使命感，觉得社会公民意识应该成为一种普适的价值观，所以，美国个别的政治家一说中国的工资太低、工时太长、使用童工、劳改犯等等，违背了普适的劳动价值，就会激起很多美国人的响应，这些人是反华吗？不是，如果政治家说这些现象发生在意大利，他们也会同样抗议，因为这些问题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会要求我们的出口企业经过SA800认证，否则，再便宜我也不买你的东西，美国人认为，这是企业公民的义务。有了这样的以“感恩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微软公司才可以讲：自己作为一个成功的全球性的企业，有责任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来为这个世界和人民带来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影响。
感恩的传统在中国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诗经》的“投桃报李”，到唐代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民间更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谚语和“衔环结草”的故事。千百年来，感恩文化在中国一直源远流长。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作为传统，感恩文化在今天却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传承。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由于长期物质匮乏所积蓄的对“物质、金钱”的需求被一下释放，以物质、金钱为惟一衡量标准的“富起来“的欲望，迅速充斥了国人的头脑，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对“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狭隘曲解，演变成为社会价值观的颠倒，“唯利是图”、“狭隘自私”被做为正常行为和个性权力。企业对利润、规模的狂热追求，使社会一些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崩溃。
一些乡镇企业主家搬到了城市，自己车里放着整箱的矿泉水，却任由曾养育自己的清水河变成了臭水沟，面对父老乡亲的抗议，以追求GDP增长捞取个人政绩的政府官员，滥用着手里的司法工具。一些老的国有企业，几代工人艰苦创业，在“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国际效率对标”等价值观的指导下，大量工人被分流、买断，成为社会的底层，而企业增长了的利润，却变成了少数人获取高收入的来源。我要问这些企业的决策者，你是国有企业呀，你要为全国的民企、私企、三资、外资带好头，做好的示范。你的工人真的都是好吃懒做的刁民吗？企业曾有的一切辉煌不都是他们创造的吗？为企业辛苦几十年的劳模可以一夕下岗，那些只签一年、三年劳动合同的青年工人，还能建立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吗？《包身工》被从教材中拿掉了，在不少人的思想中“感恩文化”也无情的被“利己主义”所替代了。
虽然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应该指出的是，“感恩文化”缺失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不能代表社会未来价值的主流，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就要完蛋了！我们现在倡导的企业公民意识，就是一个“感恩文化”唤起、发扬光大的契机。前面讲，西方企业公民理论的提出是依赖社会的感恩文化基础。他们不用特别的在企业去倡导感恩意识，因为已经是一个传统，中国的企业现在普遍缺乏这个传统，我们就要补课，就要从重建感恩开始我们的企业公民意识培养。
让企业公民意识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需要企业成员，广大员工的支持，也就是讲，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全体员工要首先普遍建立起“感恩”的价值观。这对很多企业是一个挑战，因为在现在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中还看不到“感恩文化”的影子。同时，社会文化环境依然存在许多有悖于“感恩文化”的现象，我们看几个最近的报道片断。
从飞，年仅37岁就走完了自己的辉煌人生，他生前曾资助了100多位贫困学生或残疾人。但是，丛飞病重住院之后，有的受助者却不闻不问甚至冷语相讥，一位受助者认为丛飞资助自己另有所图，称自己太忙，没有时间看望丛飞，还有一位家长得知丛飞生病暂时没有能力继续支付他孩子的学费，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而是反问“他什么时候治好病出来挣钱”，一个女孩甚至过分的提出让丛飞给她寄去MD。
还有，网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个河北的大学生，在母亲一年没有见到孩子，千里条条带着自己包的粽子来到学校看望他时，却被这个孩子阻于校外，他怕土气、无知母亲的出现让自己丢面子。在这位母亲流泪回乡时，她肯定不知道，一位类似遭遇的大学生的父亲向教育部门写信质问：大学除了知识，能不能教孩子们一些良知。
社会学家魏明伦讲他在很多场合向青少年提到“有谁记得自己母亲的生日？”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回答不上来，而对很多明星的生日、星座、绯闻，甚至爱吃酸的还是吃辣的，一清二楚。魏先生感慨的讲，“如果能以十分之一对自己的父母家人，就很好了！”
另一位社会学家胡光伟也谈到，自己曾看到一个小孩在公交车上给一个老太让座，那个老人坐下了，连看都没看这个孩子一眼。孩子由此非常不解，并说出这样的话：“我以后再不给不说谢谢的人让座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欣慰的是，这些报道全是批评性的，反应了社会舆论的正义，反馈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传统道德的怀念，反应了我们国家未来社会价值的取舍。
有专家提出，“诚信”是建立企业公民意识的核心，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诚信做为一种价值观无疑是企业需要倡导的，西方社会是法、理、情，是法制社会，违法的代价约束了企业必须要诚信。同时西方社会的宗教文化也强调诚信，但西方的诚信也有其虚伪的一面，美国法律规定不许虐囚，好FBI就把囚犯秘密押解到没有限制的其他国家去审讯，你说他违法，不诚信，他说我在美国法律辖区内没有做呀。回到中国，我们谈诚信还要考虑一个国情，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情、理、法，是人情社会，同时，中国文化又是一个崇尚“计谋”的文化，常说“商场如战场”，你们谁说《孙子兵法》中的“兵不厌诈”不能用于商战，我们再看看那些指导经营的书籍，很多都被冠以“计”。
去年，我到一个房地产企业，它把“诚信”写入企业文化的头条，可是他的宣传资料充斥着偷换概念、二意解释、迷糊说明的内容，他的工作人员指着这些资料不无得意的说：我们策划文案的水平很高，客户理解错误是客户的责任，我们都很诚信，很像FBI的解释是不是？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耍小聪明。
我并非鼓吹企业不要讲“诚信”，是希望企业不要以耍小聪明的心态去讲诚信。我们要讲自己能够做到的诚信，要有一个尺度，诚信需要行为来证明，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如何保证行为上的诚信？我认为，还是需要培养感恩意识。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用户的支持，企业要感恩于社会、用户，员工获得了企业给予的工作机会，要感恩于企业，新员工得到了师傅的技能传授，要感恩于那些帮助自己成长的人，提干成了领导，要感恩于信任自己、支持自己的同事…。
有了这些感恩，我们会想着回报，交易中，因为感恩客户，我们会做到诚信，工作中，因为感恩周围的人，我们要做到努力、自觉、要信守承诺。拥有了感恩的文化，企业才能够拥有诚信行为的价值基础，才能自觉的去实践承诺、信守合同，才能去主动的为客户着想服务、才能够坦诚、平和的看待和参与竞争，才能够不至于为小利而损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