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世界性的，对世界有巨大影响
◆中国经济开放度过高，同时意味着对外依存过高
◆GDP只反映“经济繁忙”程度，与经济繁荣不沾边
◆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考验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
李稻葵先生现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利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研究方向：大国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跨国经济制度研究。
近日，李稻葵先生参加“清华EMBA管理论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企业应对措施”山东站的活动，并作了题为《国际竞争时代的大国企业战略》的讲座。此间，本报记者与李教授就有关问题展开对话，本文系根据对话时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未经李先生审阅。 中国经济增长改写世界经济版图 经济导报：李教授您好！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一直是国内外经济研究圈内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听的更多的则是“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中国经济将在多少年之内赶上美国”之类十分感性的说法。在采访您之前，我注意到，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大国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跨国经济制度研究三大课题的。那我们先请您从一个留美经济专家的角度评价一下中国经济的大体形势吧。 李稻葵：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经济近25年的发展吧。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经济经过25年的发展，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谁都无法漠视的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官方的统计，我们的GDP已经超过了意大利；如果从购买力方面测量中国经济的话，中国已经排在了美国之后，已经是世界第二。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进步是在短短的25年里走过来的。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只有两起经济事件，可与之相媲美：第一个是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是日本经济的崛起。 经济导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一个东方大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崛起，而且因为其体量的巨大，这种崛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肯定不会仅仅属于中国，必将大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版图，进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 李稻葵：是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目前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约翰.桑顿教授（此人在小布什连任之后，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当年只所以放弃了高盛公司的高薪，转而来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世界性的，对世界有巨大影响。有人推测，再过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要增长，世界经济的格局大体会是这样的：中国四分之一，欧洲四分之一，美国四分之一，其他地区占四分之一。 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连带地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进而影响到国际政治。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史，你就会轻易发现，日本经济的兴起是与巨大的社会动荡相伴随的。而从100多年前开始，日本经济的增长就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在刚刚强大起来的19世纪末，日本就迫不及待地与当时的清政府打了一仗，迫使我们满清政府割让了台湾；此后又跟沙皇俄国打了一仗，获得了中国东北三省的驻兵权，将沙皇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三省；三四十年代更是参加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亚洲地区都带来了巨大灾难。 那么中国的情形如何呢？有一个法国学者做了一个研究，在170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占世界经济的34％，到了1820年，上升到了40％多，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下降了占到了5％，目前中国经济的比重已占到10％左右。对照中国近几百年的历史，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发现，这一组关于中国经济的数据都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对于我们中国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很有价值的。 中国经济开放度过高，同时意味着过高的对外依存度 经济导报：您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是中国经济体的开放度很高。这一结论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大力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经济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李稻葵：一般情况下，看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是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看外商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 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是占GDP的比重，在所有大国里面，绝对是名列前茅的。我们中国目前已经达到了60％，其他的大国都是比较少。美国的比重占20％左右，日本也不过30％，印度20％至30％的样子，唯一和我们相比的是英国50％左右。但是英国贸易发达有两个原因，一是个它的语言，英语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在贸易方面是很占便宜；另外一个是英国曾经是一个大帝国，有一个习惯的贸易圈子。中国的第二个指标目前是已经到了6％，而美国却只有2％左右，日本不到1％，印度也是进出口大国家，却不到1％，韩国不到1％，还是只有英国和我们有的一比，4％至5％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不光是吸引投资，它也有对外投资，是双向流通，而我们是单向流通。 一个开放度过高的经济体的生存环境很难说是安全的。这60％和6％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中国企业正在和世界上几乎所有企业在面对面地进行着短兵相接的竞争。所以，面对这两个指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对中国经济严峻挑战，我们的反应绝不应该是沾沾自喜。 经济导报：过高的经济开放度，同时也意味着对国际经济环境的高依存度和高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种植出口经济作物的农民，还是生产用于出口的工业品的企业，都曾经有过因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而大喜大悲的经历，而对于并不是太熟悉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中国农民和企业来说，也许痛苦远远大于快乐。看来，为了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以出口为产业发展导向的思维是值得反思了，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招商引资的政策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了。 GDP只反映“经济繁忙”程度，与经济繁荣程度不沾边 经济导报：在上述的60％和6％两个枯燥的数据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的往往是这样一些情景：成排的国际标准的厂房，厂区里操着各地口音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的身影，大街小巷里到处奔跑着各种各样挂着黑色牌照的高级轿车，市区内鳞次栉比的高档宾馆和写字楼，隔三差五地举行的项目签字或者工程开工仪式，夜夜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而所有这些又统统可以浓缩成为三个近年不十分时髦和炫目的英文字母：GDP。 李稻葵：把经济增长作为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每一要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凭一个搞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学者的良心告诉大家：经济增长要讲究质量，而质量的高低则要用百姓从中所获得实惠的多少来衡量。 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长期以来，各地方政府一直在追求一种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是很有问题的。GDP是什么呢？GDP就是发生在某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的总额，说得难听一点：它反映的只是经济的繁忙程度，而不是老百姓生活的富裕程度，也不是全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的程度。还有一个方面，经济增长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这样的GDP的增长，并不等于老百姓和全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很多时候是相反的。 财富是一个限量，GDP是一个流量。所以我们要更加强调我们的消费，强调我们的环境，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财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增长的概念。 经济导报：正是在这样的GDP增长的模式之下，我们建设了一大批高能耗的企业，然后用这些企业堆积起了一座打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世界工厂”，而与这座“世界工厂”相连接的是一条条覆盖全球的能源和原材料补给线。而这些补给线又大多经过国际政治敏感地区，加之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补给线的安全几乎完全寄托在脆弱的国际政治稳定局面上；同样是在这样的GDP增长的模式之下，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之下，我们的许多企业，不惜代价地将大量价格低廉的产品卖向海外市场，以致招来轻则如反倾销指控，重则如西班牙“烧鞋事件”之类的报复。 李稻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富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做到经济安全不受制于人，如何通过做一个遵守游戏规则并且负责任的大国为本国企业谋得良好的发展机遇，是必须好好研究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包括了能源战略、产业战略和国内、国际贸易战略等等。很显然，在GDP增长模式之下，一座高能耗的“世界工厂”和低价倾销产品等企业行为，是与这种生存智慧格格不入的。 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考验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经济导报：您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足以让我们警醒。那么以您之见，中国经济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增长模式才算是合理的呢？ 李稻葵：我想这要结合我在演讲中所谈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来谈。中国经济济发展是在地区差异巨大的基础上起步的，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在加大这种差异。 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像中国这样一国之内地区间差异如此巨大的国家，在国际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以同样幅员辽阔的美国作为参照系，在2000年前后，它最富的是康泰尼克州，最穷的州是密西西比州，他们之间GDP差距在两倍左右。而中国呢，最穷的地区应该是贵州吧，那里和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江浙一带相比，至少是5到6倍的差异。如此之大的地区间差异的存在，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因为它势必会导致中国经济管理成本的增长，如将使国家在制订诸如货币、税收政策时面临两难选择：或者为了照顾贫困地区，而牺牲发达地区的效率；或者为了追求局部地区的效率而继续加大地区间差异。 经济导报：这可能会涉及一个东方大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大课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向内还是向外”的问题，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李稻葵：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走了一条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都走过的路子，利用我们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模式已经到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的话，我们的劳动力会越来越不值钱，而且会让我们将来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要改变这个模式，把这个模式战略改到大国比较战略上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和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不一样。我们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可以跟自己做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区间和社会阶层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定相应的立法，严厉打击国内贸易保护的倾向，鼓励我们的企业在跨省之间进行贸易，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市场。那么，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在规避国际经济风险时就有了一个回旋余地巨大的“避风港”。 还有，政府要扶持大量的中国自有行业，比如说通信行业。严格来说，通信行业这类高科技产业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不应该搞。但是中国是大国，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在搞高科技的时候，我们应该借鉴韩国政府，当时他们是对行业进行扶持，而不是对企业进行扶持。从扶持行业到扶持市场，这是大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 关于“走出去”的战略，我想我们可以考虑干脆去国外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出去就可以了，你要明白“走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获得技术？还是为了绕过对方的贸易保护制度？ 最后我强调一点，就是说面对国际竞争，政府与企业之间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企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使得政府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信息，制定更好的政策呢？在这里我提醒中国的企业，一个是要通过你们的行会组织告诉政府，第二个是通过像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的智囊机构，由他们形成课题，并上升到一个学术性的高度，进而影响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