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我们正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如何从全世界非常严重、波及范围非常广的危机当中恢复起来。在这个环境当中，经济学家更多讨论短期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但是对于金融危机，一些企业家和经理人更关注通过创新发展，求解经济发展谜题。
经济制度创造的商业力量 自从我们更多地接受市场友好型词汇，实际上，无论是布鲁塞尔还是欧洲，或者美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过低估计了危机。从美国来看，过去15年里，美国的发展增速，实际上是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个发展的速度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革新了整个IT世界。美国IT革命是全球性的革命。当然，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更快一些，这也是使美国比起中国北京、日本东京、韩国首尔这些地方，受益会更多一些。 经济技术的来源，不仅包括增加的人力资本，当然还包括更好的组织和生产管理方式。我们知道，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带来的结果是承诺保护私人财产不能任意增税，这是制度上的很大改变，它使得企业家愿意进行投资、发展科技。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加发达，却没有像英国这样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安排。回过头再看美国，其生产力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美国可以购买更好的电脑，或者运营可以更加网络化。美国生产力发展快速，简单来说，是因为美国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继承者，知道怎么样刺激企业家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商务模式。 我知道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他们都相信创新的速度，认为美国在这方面是不够持续的，包括和很多全球领导人交谈时，讲到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模式需要发生一些改变。这是事实。经济制度带来商业创造性的力量，则如前所述。 非破坏性创造 约瑟夫?熊彼特提过，要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在工业国家是非常普遍的观点，并已经被广为接受。熊彼特把创业描述成非协调性的活动，也没有计划，并且认为，企业家在其中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经济的计算器，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力量。像森林大火一样，这种破坏会破坏到老的灌木丛，为新的树叶腾出空间。所以，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痛苦的，把旧的灌木丛烧掉，相当于淘汰一些老牌的企业，为一些更创新、更有效、更有弹力的技术和产品服务腾出空间。 尽管说这个结果是不错的，但很多西方的政策决策家会觉得，像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湍流，是不稳定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无法享受稳定。当然，我认为这个表述太狭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这种观点可能会局限我们变革的速度。 我还认为，事情是有两面性的，除了熊彼特提出的这种破坏性创造，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非破坏性创造，它意味着各种创意可以自由竞争，从而产生增长。这种非破坏性的创造是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推动。 一如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安排推动商业创造，金融制度同样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力。运转良好的金融制度就好比活力运转的管道，其效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充分显现。不过，金融创新不光需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还需要把好的创意营销运用到市场中的管理者、消费者、金融家，需要各方力量组成的团队的群策群力。企业家在其中一项重要贡献，就是他们的灵活精神，而最直接的贡献是他们身在一线，就好比在做一些临床性的经验研究，更能获得更好的前沿知识。 公共政策的推动作用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关注生产力的提高，教育和培训可以发挥作用；其次，是设定一个健康的预算框架，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再次，是促进增长的税收政策；第四，是要平衡增长，以及安全、稳健的监管；最后，是非常健康的金融体系，它应该为储蓄者和借债者服务，而不是相反。 而基于近来对企业家的所有研究都证实：低水平的企业所得税和更宽松的法规限制，对于融资以及企业最后的成功都有正面影响。而且，基于很多跨国数据的研究还都表明：大型的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占GDP的比例，与税负和监管都是呈负相关的关系。我想，这个信息应被相关政策研究者接收到。 挑战在于改变现有规则 经济的增长，其实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哪怕是一点点经济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增量是无可估量的。与此同时，企业家对于商业的创新作用，无论是精神还是直接贡献，都有巨大的积极作用。 前者意味着我们要如何重新关注创新和增长呢？还是看看美国的数据：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高达每年一万亿美元，这是我以前在华盛顿担任财政顾问的时候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如果这个赤字占GDP的90%，经济就会面临一个下降的临界点。美国现在的水平是达到了70%以上，而且很快就会达到90%的临界点。在全球其他国家，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制度。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都比较高。 如果预算失控，问题就不仅仅是数字或者经济问题，也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一个过程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警告美国这种失衡的状况，主要是医疗补助这样的福利支出失衡。70年以前，这种福利上的支出只占GDP的1%，而现在已经是这个比例的6倍了。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项目占GDP的比例，在过去20年里面一直在持续增加。 在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其实美国也挽救了六次大型债务危机，但都和这次金融危机在本质上不一样。以前几次金融危机是因为战争导致要偿还大量债务，而且，之前一旦战争停止危机就解决了。这次是非战争的。这样的方式非常危险，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破坏性结果，因为它偏离了我们描述的经济实力的源泉，让政府支持经济实力的软件和硬件职能都无从发挥。 西方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从制度上看，现在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难，但必须改变一些现有规则（并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