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为《中国社会保障》杂志2006年第1期的“社保评论”栏目而作。因版面限制等原因，该刊在刊用时作了一些删节。在这里发表的是原文稿。
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06年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首要和关键的任务，指出“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与前几年主要强调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同，这次会议更多地强调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央的一系列决策表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已成为中近期现实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总量平衡的首要目标和手段。
多年来，启动和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带有直接刺激投资增长、间接拉动消费需求的倾向，加之因社会政策调整产生的反向抑制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并未产生释放消费需求的预期效果。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1.1%降至2004年的53.0%（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消费贡献率）由73.2%下降至38.3%。同期，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分别从36.4%、27.0%上升为44.2%和55.0%。与消费率下降趋势相对应，我国居民储蓄意愿持续增强。全国城乡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71.9%上升到2004年的87.6%。此期间，我国GDP增长了52.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50.0%、30.3%，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余额则增长了85.8%，储蓄余额的增幅大大高于GDP和人均收入的增幅。
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此消彼长、储蓄率持续走高的状况，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中投资、消费、储蓄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国民经济处于以总需求相对萎缩、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供求总量失衡状态，已然对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
有效需求不足，是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低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在我国，制约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类情形：一是由于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导致相当一部分群体购买力不足，二是人们为应付未来的消费需求不得不减少现期消费而导致的购买力周期性短缺，三是某些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如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抑制了私人用于满足其他方面需求的支付能力而导致的购买力结构性失衡。这三类情形基本上能够对多年来消费率下降和储蓄率上升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由此还可以说明，我国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并非单纯的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结果，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的缺陷所致（套用经济学的术语，可称之为“政策性周期”运动的结果）。其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九五”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总体上看，还处于制度体系不完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的状态。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仅覆盖了4.2亿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36.4%， 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以制度设计的适用范围为口径估算，2004年我国失业、工伤保险的覆盖率各为41.7%、30.1%，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尚不完善，广大劳动者抵御社会生活风险的能力较弱。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且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的现状，强化了人们的谨慎性预期。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00年到2002年各年4季度进行的储户抽样统计，把“养老”、“防病、防失业和防意外事故”和“子女教育费”作为储蓄主要动机的人数一直高居首位且呈上升趋势。中国青年报社2005年12月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人们对仅靠养老金维持退休后的生活普遍缺乏信心，57%的人认为养老还得“靠自己另外攒钱”。麦肯锡公司最近针对中国30多个城市（覆盖全国人口的60%）的6000户家庭进行的入户调查针显示，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储蓄比例占家庭收入的1/4。当问及存款的原因，50%的受访者表示“用于家庭成员医疗应急之用”，43%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退休后的生活”。麦肯锡就此分析道：“由于大多数中国家庭需要自掏腰包支付医疗和退休开支，因此中国的存款率很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是引发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1]
世界银行2005年8月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居民的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将来养老金发放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并且提供更多的保障将会有效地促进个人消费。如果这些改革需要增加政府开支，目前财政的坚实基础和良好预期，为启动重要的改革措施提供了空间”。建议中国政府更多地关注重新平衡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这种重新平衡可以使经济增长从相对不稳定的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化为以消费为基础的更稳定的增长方式。社会保障的措施以及将政府开支从投资转移到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安全等领域，有利于提高消费在GDP 中的份量”；认为财政政策“能大力促进消费在经济中作用的提高”，“政府开支从投资向医疗卫生和教育的转移（即“从物质性基础设施转向社会性基础设施”），可以直接减少国民储蓄和投资，促进消费，并且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其中“意义尤其深远的领域包括：（1）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2）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3）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2]在同年11月发表的《中国经济季报》中，世行进一步指出，“公共财政措施对扩大消费的作用至关重要……未来养老金和医疗及教育的成本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家庭储蓄。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并扩大保险服务将促进个人消费。在这些领域中政府计划承担更多的责任”。[3]
由此可见，较低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和不安全感，成为居民部门储蓄倾向增强、消费意愿降低的主要成因，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低水平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初衷在于唯恐社会福利会拖累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负担。如今，人们看到的结果却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成为经济增长所不能承载之重负。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把社会保障视为经济增长的被动的和伴随性的后果，消极地接受经济过程的支配。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式的误解，因而忽略了社会保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保障制度并非首先在生产力先进国度中建立，也不总是经济繁荣的伴生物。相反，它往往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诞生，并且成为克服危机、走向复苏和繁荣的重要制度保障。并且，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能够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减弱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社会振荡、改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和人力资源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合理的保障水平能够对国民储蓄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释放”社会的消费能力；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功能不足则会“挤出”消费，增强人们的储蓄倾向。适当、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不会“拖累”投资增长和GDP增长，反而能够为资本形成提供必要的诱导机制，并且促进增长的内在结构和质量的改善。
既然我国总需求相对萎缩状态并非纯粹的经济因素所为，那么，实现“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目标，就不仅要对经济政策作出调整，而且要对包括社会保障、就业保障、劳资关系以及国民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在内的社会政策加以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四大措施，即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和发展社会事业。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这些措施将给人们带来良好的收入预期和保障，有利于改善增加消费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实现较充分的就业，是改善劳动者生存状况、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增强投资引诱、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规范劳资关系，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干预初次分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理顺分配关系，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提高劳动者这一最庞大社会群体消费水平的重要措施；加强政府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职能，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是履行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职能、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注意：不是平均化）、使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根本大计，同时也具有增强社会安全感、弱化谨慎性预期心理、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的积极效应。从而启动有效的消费需求。
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社会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有机的内在联系。建立和形成高度协调、有序的系统结构，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要有远见，要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方法，统筹兼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避免或者减少片面性和主观盲目性，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开放性，避免因决策失当造成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过程的重大矛盾和波动，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2005年12月10日结稿。
注释
[1]参见2005年12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钟宁瑶）：“麦肯锡调查称：中国消费者相当谨慎 社保体系薄弱是主因”
[2]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5年8月），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cqu08-05.pdf, p2., pp9-10.
[3]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5年11月），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china11-05.pdf，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