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中国青年报》公布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负责人李玲对江苏宿迁卖光式医改所作的调研报告(《中国青年报》6月22、23日报道)。报告认为，医改的结果是医院收入增加，医疗费上涨。对于这一判断，我们并不意外。报告的结论：宿迁医改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更是提醒我们，在国家层面上的卫生管理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以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为目标的改革是不可取的。
报告对宿迁医改当前出现的主要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笔者更感兴趣的问题“宿迁医改是被谁逼出来的”，报告没有回答。也许，报告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宿迁医改面临的困境也正是全国其他地方所共同面临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医疗卫生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的趋势愈发严重，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贴逐年下降，一些地方的基层小医院，运营出现了严重困难。微不足道的卫生投入，医院、医生都不满意。而在另一方面，医院内部改革动力不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服务质量差、工作效率低。落后的诊疗水平，患者不满意。在这种大家都不满意的状况下，宿迁卫生局长所讲的“宿迁医改敢以身涉险，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当是实情。而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打破了一潭死水，在大环境下是值得肯定的。虽然报告认为医改的最重要的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报告结论中仍然肯定地指出，宿迁的医改，通过公立医疗机构的转制，改变了政府直接办医的局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快速扩大了医疗资源，并形成了医疗市场的竞争格局，促使医疗机构引入企业经营机制，从而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改善了医疗服务的质量，扩大了医疗服务项目，降低了挂号费、药品单价和检查项目单价。
因此，对于这种“以身涉险”的地方改革探索，即使不太成功，我们也没有理由过多指责。我们知道，解决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的问题是涉及卫生、医院、医保、物价等等的一个系统工程，而绝不是靠医院自身改革所能解决的。而在缺乏卫生投入保障的情况下，“以药养医”，这项20世纪60年代国家为弥补医疗机构低于成本的收费制度所采取药品批发与零售差价留给医院的卫生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异化为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的罪魁祸首。而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却绝不仅仅是“医药分开”那么简单，改革的关键是重新界定政府在卫生体制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起由医疗保险部门监督医院处方的新型医疗体制。这一改革任务的实现，重点在中央有关部门的职能调整和权力的重新架构，而不在基层“以身涉险”的探索。
在改革攻坚阶段，改革更加需要自上而下、系统配套地进行。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曾表示，医改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和十几个部门，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高强的无奈，我们可以理解。解决医疗问题的确不是卫生部一个部门的事。而宿迁医改面临的困局更是告诉我们，靠基层探索，有的经验即使在一些地方成功，也往往无法在其他地方成功推广复制。因此，当务之急是在中央层面上创造解决基层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的问题的制度环境。否则，仅仅依靠地方“以身涉险”的探索，我们胜利的把握实在不大。（燕赵都市报 2006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