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众所周知，马克思主张建立公有制反对私有雇佣制，以达到对人民的经济保障的最终目的。但是由于一直未能找到一种最理想的"公有制"实现方式，因此只能以"国有制"来代表公有制。这样，马克思的这个构想，就演变为由国家（政府）创立企业，以图吸纳全体人民在其中劳动，并达到经济保障全体人民的目的。这种在国有制企业中的劳动当然被设想为是非雇佣性质的劳动了，因为它是要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来保障全体人民的经济福利。这种人民的经济保障方式，我们可以称为"企业保障"，它是指每个人通过国家的安排而在特定国有企业中所获得的经济保障；当然，每个人在企业中也是劳动者，也需要从事相应的工作。因此，现代中国人的"单位"观念特别强，对"单位"的依赖特别强。 这个构想反映在当今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里，就是要维护国有企业的地位，因为在这个构想中，如果国有企业没有了，就会使人民缺乏经济保障，从而陷于生存难保的困境。这种观念包含着这样一个意识：即国有企业里的职工就是国家里的"所有人民"，这些企业的职工的利益，就是所有人民的利益。因此，反对国有制，就是反对全民所有制，就是反对人民的利益。确实，现代中国领导者在进行制度初始设计时，是想要创建能够将所有中国人都容纳在内的国有企业的，在城市，创建无数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单位以图将所有城市人口容纳在里面，在农村，则走集体化、公社化道路以图将所有农民容纳于其中，从而使普天下的人民都获得这种"企业保障"。但这种最高程度的国有制方式一直未能完全实现，也因国有企业所难以解决的效率低下问题，使国有企业难以维继。要维持这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国家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充当了企业家的角色，政府支出的大部分被投向了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部分资金是由企业通过资本积累、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证券发行筹集的，基本处在政府支出领域之外。"（王振中主编《转型经济理论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月，第１７页。）由此可见，如果国家不搞国有企业，不把太多的钱财投入到这些效率低下甚至有去无回的国有企业上面，那么国家能够余出来搞社会保障的财力就就之宏厚，这样，民生问题肯定要比过去与目前好得多。当国有企业将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几乎吃光后，国家基本上已不再有能力维持众多国有企业的生存了，只好不得不"抓大放小"，只抓大型的企业，而放开无数的中小企业。这样，"企业保障"方式基本上失败破产了，至今，国有企业所能够保障的人民，只是人民大众中的极少部分，这些少数"人民"甚至失去了作为"人民"的意义，因为"人民"的意义是"人民大众"，而今天国有企业中的职工，只占13多亿人民中的极少数，因此他们不再具有"人民大众"的性质，国有企业所要保障的这些人的利益（当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纷纷破产转制后，今天仍然留存于国有企业里的职工，比如电信、电力、医疗、教育、银行、保险等等行业里的职工，已经因企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而获得了超额福利，其收入大大高于"人民大众"了），已经不再是人民的利益，这些利益甚至对人民大众的利益构成了损害。这样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具有公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意义。当今国有企业对人民大众利益的损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自然是花国家的钱创办起来的，并且创办后国家还要不断花钱来维持其生存，但它却10多年来并没有向国家提供利润，只与私有企业一样向国家提供税收，这使国家无钱将社会保障搞好，致使出现医疗、教育、住房的"新三座大山"。也许有人说国有企业所缴纳的税收比民有企业高得多，但是，"国有企业所得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重已由1985年的30%左右降至2001年的6.6%。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自然成为支撑政府规模和支出的税收来源。在某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缴纳的税收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王振中主编《转型经济理论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月，第１２７页。）可见，国有企业所缴纳所得税并不见得比民营企业更多。第二，留存下来的国有企业是一些大型的获得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它们一方面迫使国家不断向其注资，另一方面又因垄断经营而常常价高质低，从而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虽然也是纳税大户，但由于其所获得的行政垄断地位与政府对其长期不断的扶持注资，因此它们对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否具有正面意义，还很难确定。（２００５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中的前十名情况：中石化以6342亿元的营业收入压倒国家电网公司夺得首席，成为中国企业500强的新鼎冠军，其后依次是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电信、中化集团、上海宝钢、中国建设银行。可见它们几乎全部是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第三，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超额利益是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重大原因，而这种贫富分化则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造成了市场的扭曲，这种扭曲表现为：当大众已经深切感到这些方面价格过高时，某些富人仍然能够购买享受得起，从而将这些关键领域的价格长期而扭曲地维持在太高水平。比如当房价达到5万元的天价时，许多人都没有能力购买住房，但某些人却非常有钱，他可以在这个天价上购买住房，从而使开发商不需要降低价格以适应人民大众，这是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市场扭曲的典型表现。可见，当今国家所维持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已经构成相当大的损害，这与当初按马克思设想所创办的公有制理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二因此，我们需要抛弃这种"企业保障"的方式，而创建新的人民经济保障方式。这个方式，我们可以称为"社会保障"，即每个人不需要挂靠某个企业或单位而获得经济生存上的保障，实现人民生活保障的社会化。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实现的正是这种社会保障方式，它通过疾病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确立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保障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需要保障的人，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企业与单位，而依靠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兴办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其基本生活保障。这样，企业就可以专心注致于提高效率，不再顾虑于企业的保障性质，不再有是否存在雇佣剥削制的意识形态之争；企业为了提高效率，尽可以"减员增效"，因为人们失业已经有社会保障。因此，中国企业搞减员增效没有错，错则错在社会保障没有真正搞起来，政府没有在这方面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在新的时代，政府很有必要将其工作重点从直接兴办经济实体转化为创办社会保障体系，将钱的使用由向国有企业注资转向社会保障体系注资。比如最近政府所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事例。当然，社会保障体系只是保障人民具有一个最低水平的生活保障与困难扶持，同时保障人民能够以低廉的代价获得某些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等服务）。但一个人要想过上更好生活，就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努力，为老板打工、为社会打工，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收益，从而有条件过上更高生活。因此，这里根本不排斥任何雇佣劳动甚至剥削，在生产领域完全是以效率为唯一指针。因此，国家将社会保障搞好，就可以使生产领域完全专致于效率，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根本性的解放与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国家有更多的财力将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到更高程度，从而造福于人民大众。我们经常听说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对于企业来说，效率是唯一的，无所谓优先与否。公平问题则不是企业的事，而是国家所需要负责的事，国家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将公平的责任承担起来。企业有效率则可以向国家提供更多税收，从而使国家有更充足的财源去实现公平。因此，企业追求效率的唯一性与国家所要承担的公平责任一脉相承，没有矛盾。而在企业内部，企业对能够提供有效率、效益的人给予更高报酬，这本身就是公平的体现，而对于未能有效率地工作的人实行辞退，也是公平的表现。被企业辞退的人可以在社会上获得社会保障体系的生活基本保障，这样，企业对选择自己的最优人力资源配置就没有什么顾虑了。这显然会大大有利于企业经济活力的增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发展，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更大创造，最终造福于广大人民。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人力资源远远未能优化配置，许多单位，无用之人出不来，有用之人进不去。因为单位需要承担其职工的生活保障，一旦脱离了单位，人们就会生存无路。改变这种局面，增强每个单位的活力，只有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让人们的基本生存能够脱离单位而回归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