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我们在甘肃省下岗职工代表进行座谈时了解到,这些下岗职工对企业安排他们下岗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在技术水平、职业技能等方面,他们比不过上岗人员。
在同这些下岗职工交谈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那种强烈的求知欲。一名青工对营销感兴趣,并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如果他能在这方面接受正规的教育,毕业后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由此我们想到,教育部门能否考虑对下岗青工接受正规教育试行“宽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即适当降低入学“门槛”,但要严把毕业关。
下岗职工的构成
目前下岗职工的构成较为复杂。从年龄构成看,既有接近退休的,也有中年职工,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青工;从学历构成看,既包括受过中等及中等以上教育的,也包括只受过高中及高中以下教育的;从身体素质构成看,既包括青壮年职工,也包括老弱病残者。
从1998年国有企业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构成看,35岁以下的青工占三分之一强,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55.5%。另据全国总工会1999年8月的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整体上呈年轻化倾向,35岁以下的下岗青工占被调查人数的45.1%,同以前的调查相比,下岗青工的比例明显增大,原因之一使大多数年龄偏大的下岗职工,已经以内部退休、退养等方式得到了分流;在被调查的下岗职工中,初中及以下的占43.3%。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从业人员的新要求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动时期,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要求高中毕业后受两年专业训练,其中1/3具有大学学位,从事研究开发人员的比重一般比传统产业高5倍。传统产业经高新技术改造、提高智力资本含量后,从业人员的智力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但是,我国目前从业人员的素质明显偏低,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二以上。
再从最近几年失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看,初中文化程度的失业人员所占比重最大,1996年到1998年分别为57.0%、51.6%和52.0%。同时,高中文化程度的失业人员所占比重出现升高的趋势,1996年到1998年分别为31.1%、33.6%和34.8%。
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偏低。直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中学生数量只占相应年龄组总人口的56%,低于世界120个国家61%的平均水平;大学生只占相应年龄组总人口的4%,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94年,日本15~17岁人口就业比重为4.6%,就学比重为93.8%;18~19岁人口中就业比重为32.4%,就学比重为62.1%。1995年,我国15~17岁人口就业比重达41.3%,比日本高出37个百分点;18~19岁人口就业比重为73.3%,比日本高出40.9个百分点。到1999年,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但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统计年报显示,1999年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小学升初中的比例为88.5%。全国普通高中招生396万人,增招37万人,在校生1050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60万人,比上年增招51万人,在校生413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招生116万人,在校生306万人。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9万人,增招2万人,在校生23万人。
我国对教育的需求处于增长期
教育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和加油站。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大批的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没有合格的劳动力大军,产业结构是调不动、升不上去的;同时,年轻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者要想得到就业机会,实现再就业,不去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恐怕是难以如愿以偿的,即使暂时上了岗,过不了多久就可能再次失业。这样简单的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教育对缓解就业压力的直接作用,就是降低一定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1995年,我国15~19岁就业人数约4648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6.73%,其中城镇约105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5.32%。如果该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低一半的话,全国劳动力供应量可减少2300万人,其中城镇可减少500万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近年来,我国居民对教育的需求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中心居民储蓄意愿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的7%的比例。另据统计,目前有27%的储户存款目的在于让子女接受教育,并且80%的学生家长认为非义务教育实行合理收费是合乎情理的。据上海的抽样调查,在1999年以前的5年里,上海市民的教育消费呈逐年大幅递增态势,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从47.69元提高到309.96元,平均每年递增45%。即使剔除近年来教育“涨价”的因素,其增幅也居市民日常消费前列。而对市民的储蓄意向的调查表明,为子女准备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之一,由此也反映出教育巨大的潜在需求。
吸引海外学子、输出本国教育资源,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产业,据称,每年到美国的留学生的开销已达70亿美元,由此,教育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出口商品”。据经济学家估算,教育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占从业人员总量约4%的就业机会;在90年代,发达国家居民高等教育的投资年收益率是12.3%,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更是高达20%。1999年,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英国教育展览,来自英国的88家学校和教育机构设摊。据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官员介绍,英国约有110所院校报名参加这次展览会,“因为中国的教育市场有很强的诱惑力”, 有1.5万人前往参观。有人作了统计,称如果参观这次展览的观众中,最终有1000人前往英国学习,那么他们将每年为英国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个人的回报率为14.8%,对社会的回报率为9.5%,个人收益率超过社会收益率。在一项“学历与收入关系”的调查中表明,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不同学历毕业的人,收入比为1:1.17:1.26:1.28:1.80。正是较高的回报率吸引了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韩国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恰恰是高等教育投资大幅上升期。1970年,韩国大学入学率为10%,1985年近40%,1995年则高达55%,大学入学率提高对韩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1995年韩国私立大学占整个大学的82%,私人投资远远高于政府投资。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1996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个人投资比重仅为13.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80.3%,而韩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中私人投资比例高达80%。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个人对教育的投入空间还很大。
教育资源有待优化配置
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万学生报考大学,前几年普通高等学校每年只收100多万人,其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无缘进入高等学校,这部分人中不乏有能力自费上学的学生。1999年,在国外大学纷纷向我国进军的压力下,高等学校的大门才向更多的学子缓缓开启,普通高校扩招51万,招生规模破天荒地增至160万。
面对这样的状况,使我们想起了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9月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有资料表明,国外高校的师生比例为1∶20至1∶30。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的职工数量达到103万人,其中教师40.7万人,仅占全部职工的39.5%,行政后勤人员高达60%以上。1990年,普通高校每个教师负担学生5.2人,到1998年提高到8.4人,但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高等教育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在财力和物力资源上,普通高校仪器设备中的20%处于闲置状态。高等教育资源有待优化配置。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观念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过去,我们一直把高等教育作为面向少数学术精英的学术殿堂;今后,高等教育将成为同社会大众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的社会化学习场所或机构。高等学校将改变单一的类型,按不同的任务和水平分层分类,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遇到了大发展的机遇。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仅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储备、输送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而且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实现“双赢”。
化解日趋严重的失业风险,教育是一把利剑。
本文写于2000年,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的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