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家都会说，一事物的变化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外因不管多么重要、出现的时机多么巧合，总之都是通过内因对事物变化起作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事物区别它事物的地方就可能形成某种特色。对于现代化来讲也是这样，即认为如果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发展道路，就可能有其特色。
从哲学角度讲，这话并不错。不过仔细想来，内因和外因在不同对象的意义上恐怕会有不同的作用，所以特色并不只由内因决定，尤其是现代化。事实上，现代化是一场世界性的文明运动，因为至少从60年代起，所有国家都卷入了现代化——所以说卷入，就在于各个国家不管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都不得不进入现代化进程，只是发展水平不同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本身就是“内因”，就是这个运动的规定性。因此，从运动性质来讲，现代化不可能由这个运动性质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外因”（比如传统）来决定；当然，从真实空间来讲，也不可能由地球之外的东西（比如外星人）来决定——如果外星人毁灭或控制了地球，那就不是现代化问题了。在这里，传统、外星人都是外因。但是，运动中的各个国家呢？显然，别国（甚至国际、世界）对它来讲就是外因。这个外因会不会比那个国家自身的因素、即内因对那个国家的发展变化更起决定作用呢？
我说会。问题就在于如何把握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以及形成某种自觉的特色之间的关系。
二
美伊战争为上述看法提供了眼前的一个实例——美国不允许伊拉克按自己的方式搞现代化。
我们先从三个镜头说起。镜头一：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发表讲话，称他已和伊拉克政府失去联系，而且他原本就不跟萨达姆一路。镜头二：巴格达某街道中心广场，伊拉克市民用绳子拉、锤子砸把一尊萨达姆塑像推倒了。镜头三：巴格达大街上，市民兴高采烈而且从容不迫地抢劫，把政府机关里的东西、包括汽车尽数弄回自己家里。
人们会认为，这三个镜头表明美国打赢了。从现象看，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但这个事实所表明的未必是美国赢了：因为美国反正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一点既不因为美国打赢这场仗而有所收敛，美国意识形态的刚性也不会因为这种打赢而增添。事实上，这里的输赢不是军事上的，美国既不旨在消灭伊拉克的军队，也不可能征服伊拉克人民，而是要萨达姆下台。三个镜头所表明的真实含义是萨达姆输了：他不能按自己的方式在伊拉克做现代化了。
细分起来，三个镜头中“抢劫”最能说明萨达姆输了，也可以说，是他领导的伊拉克现代化输了。外交官表态可能只代表他个人立场，甚至只是一种等待。比如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各国外交机构都留在南京，只有苏联的搬到了广州。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苏联还承认中华民国——后来的事实表明也不是这样——而是说他们（或各国）都在观望，叫做等待“尘埃落定”。推倒萨达姆塑像也是如此：它表明的是伊拉克人民、或者一部分人民对萨达姆政权的态度，但并不等于这些人自己认输了，相反，他们可以从“新生”的角度认为是赢了。类似的事情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都发生过。只有“抢劫”表明伊拉克自己认输了：因为自己抢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看成他人，或者根本不承认还有什么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自己”了。反过来想一下，当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被日军占领时，可曾见有中国老百姓对自己那沦陷的政府趁火打劫之事？
无论伊拉克原来怎样进行现代化，总之美国这个“外因”使伊拉克只能另寻现代化模式。就此来讲，萨达姆和小布什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伊拉克的“内因”成了对自我放弃的选择。因此，如果今后伊拉克的现代化有什么“特色”，也要取决于如何“重建”了，而“外因”对这种“重建”的作用是如此的明显和巨大，尽管它会和“内因”一块起作用。
三
事实上，主要由内因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并不多，或者说很少。在现代化理论中，有各种现代化模式的分类标准，其中就有按内因和外因来分的，所以分出了内生型、外生型、应急型等模式。严格说来，恐怕只有英国称得上真正内生型的现代化。我们通常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封建而逐步建成的，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就从未出现过什么反封建。最早的反封建结果应该是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而且这也被看作这个地球上现代化的开端——因为它开启了“议会”这种政治体制。但是，英国在当时根本不是要反封建，而是封建阶级内部在做利益调整，即要求国王如果征税必须先同贵族协商，大宪章不过是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做此调整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调整中，贵族和国王斗争时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其中心内容则是用法律形式来确定贵族和国王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于是，就成立议会，使按各自权利和义务来商议国是的做法法制化、制度化。
不过问题也不在于英国历史上有没有过反封建，而在于它的现代化几乎完全是自己做起来的——比如说，不像美国人，要有独立战争；也不像德国人，非等到拿破仑的铁扫帚捅过来才知道自己的“马厩”有多肮脏。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指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所以是在英国的传统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因为英国的现代化起步早，而且更在于英国的现代化是内因在起作用，所以能够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具有引领方向的意义或作用。当然也可以叫英-美传统，因为美国在向英国学习的基础上发明了总统制（不同于英国的议会制），但美国革命毕竟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搞起来的，而且继承了洛克的自由概念。不过，二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霸主，从实力上讲，英-美传统就应该换成美-英传统了——在前面讲的美伊战争中，布莱尔就充分显示了他和小布什的关系有多铁、对小布什跟的又有多紧。
还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内因决定的，但是这个问题几乎一直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视野之外。这个国家叫苏联，而主流理论之所以看不到这种“内因”问题，一是因为大家太过意识形态偏见，另一则在于苏联始终未能被作为“发达”国家来对待，也就不具有“引领”的资格。
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日趋成熟之时，俄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废除农奴制。十月革命前，俄国已废除了农奴制，也推翻了沙皇，但并没有普遍启动工业化的基础。这时虽然俄国也卷入了世界大战，但这场战争并不作为“外因”要求或迫使俄国去搞现代化。倒是列宁出于建设人类新社会的自觉性，用军事手段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之处率先成功。所谓“薄弱”，实际上就是指俄国还不是资本主义。无论是理论根据，还是现实所迫，当时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外因”使俄国去搞现代化。列宁面对的情况时，俄国工业化程度很低，但有两个现代化的准备因素很突出，而且都是俄国的“内因”。一个因素是有了现代军队——尽管还不是俄共的武装，另一个因素是有了现代工人。后一个因素最重要，即是说，这些现代工人十分集中，主要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而且开放程度也较高，因为那时俄国的工业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紧密相关（用现在的话来讲，都是外向型企业），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工厂都是“外资”或“合资”的。这就给了列宁集中解决政权问题提供了条件。当时逃亡在芬兰的列宁火速给国内党的领导人发出急电，说既然两个首都（指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已倒向革命，再不举行武装起义就等于自杀。随后，列宁秘密回国领导起义。
就这样，由于列宁杰出的军事思想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十月革命得以成功，随后，又打垮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地主的武装反抗。这段历史表明，苏联的现代化并无什么“外因”，而是自觉选择（这一点后来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因”开启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
苏联现代化的“内因”当然使它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包括后来斯大林的做法。然而，明显由“外因”形成的现代化模式一样可以有其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和亚洲的“小龙”、“小虎”们。
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都是一片废墟，它们的重建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说是美国）这个“外因”造成的。不过，德国和日本不同。一方面，德国是欧洲国家，融入西方世界本来不成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有苏联，尤其是有东德、有东柏林，西德更愿意自觉认同西方模式。日本是由美国占领并强行推布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当时，日本统治集团中常有不满情绪，也确多次有人劝吉田茂不要理睬美国的命令，甚至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也建议重新武装日本。对于这些，吉田茂的回答总是很干脆：“别胡扯！”
吉田茂当然是务实的，但他比别人更加智慧远见之处，正在于他知道“外因”同样可以建成自己的现代化，而且并不一定就没有自己的“特色”。果然，到1960年，世人都惊叹日本发展的“奇迹”，于是学者官员跑到日本箱根去开会。本来是想弄清楚日本的奇迹何在，结果却提出了现代化的八条标准，认为日本的情况表明，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即无论外因、内因——当然日本是外因），一国的发展都要经历发达国家所走过道路的一些主要阶段。这个结论是想表明，现代化模式的成功之处是可以模仿或再复制的，所谓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说法未必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也正是从箱根会议开始，加上随后十年中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现代化不仅真实地成了全球范围的文明运动，而且现代化理论也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外因，或者说，这个运动对于运动中的各国家来讲，是它们共同的“外因”。
至于日本的“特色”，西方认为主要是日本民族中的家长制传统以及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情”文化。这种特色后来被认为是“后福特主义”的典范。事实上，后来的“小龙”、“小虎”们正是学习了这个特色，或者说，它们自己也在国际竞争的外因下用类似的办法来发展自己的现代化。再后来，即80年代后期直到世纪末，日本的政治改革受挫和“小龙”、“小虎”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也都是出于“外因”的作用。比如，在日本主要是泡沫经济的压力和制造业转产的动荡使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屡遭批评，无法维继了；而“小龙”、“小虎”们则主要是国家太小，与美元的紧密挂钩使它们无法经得住国际经贸、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今，看不出日本和“小龙”、“小虎”们有什么自己的“内因”可以用来形成它们新的有效发展模式。
五
真正自觉创建并持续保持着自己现代化特色的国家当推中国，其成功之道，在于对“内因”和“外因”的明智把握。
二战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现代化也就被作为社会主义模式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误解，因为除了苏联是以自觉选择为“内因”之外，东欧各国和中国都各有特色——只不过东欧是失败的特色，中国是成功的特色。东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外因”作用太大，其特色也就是在一种非自觉的选择的情况下的应付（比如它们对苏联的态度远不如日本对美国那样自觉自愿）。事实上，东欧的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们的政权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作为苏联反法西斯胜利的副产品而历史地建立的，这不仅使它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苏联的离心力，而且这种政权的形成与它们长期以来由欧洲启蒙思想所培育出的自由民主要求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这一切，后来都在东欧的改革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南斯拉夫更是如此，其社会主义由于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游击战争的直接结果，因而一直具有略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性质，而且这一性质还由于国土幅员的局限而更显突出。这种自由主义的不稳定特征也在前南地区的战乱中一再体现出来。
中国则完全不同。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开端是帝国主义打出来的：它们不仅让中国知道必须有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才能自强，而且也让中国知道了什么是主权概念。就此来讲，“外因”在中国现代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历史无法重演，我们看不出如果没有这种外因，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有条件真实地去建设现代化；而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完全归功于共产党对“外因”和“内因”的明智把握。
政治权力的执掌和社会稳定的秩序是现代化的前提，而共产党必须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才能获得这个前提。但是，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获胜却没有什么普遍性，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叛变革命，就很难说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不会成功。所以，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是迫于军事失败的不得已。但是，这一道路的成功却不像在列宁那里主要体现为军事的作用，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准备和预演。毛主席早就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宣传队，军事在这里只是准备进行现代化的安全保证。实际情况是，军队每到一处，首先是开辟根据地，有条件就形成解放区，而不管军事形势或格局怎样，总要尽可能地做两件事。其一是建立民主政府，其二是组织生产建设和文化生活。这样，尽管在地域上讲，许多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地方此得彼失、反复割据，但总的进程是共产党不断地掏空原有政权，不断地、并且是随时随地地给人民以好处（比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学习文化、妇女解放等）。因此，中国一直是两个政府在打仗，即使是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等到49年革命胜利时，中共并不仅仅是夺取了政权，而且已经是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取代了一个失败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为准备真正有条件实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看起来这一过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就显示了它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特色。
改革开放的特色就更加突出了，而且中国自己宣布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这仍然是在明智把握内因和外因前提下的一种自觉选择，而所谓“根据中国国情”之类的说法也只有在这个自觉选择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内因”，主要就是放弃了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方式，转而采取政治经济化的方式（参见我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化》一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四期）；“外因”，则是国际竞争的压力（这一点无需多说，只要反过来想一下就行了：否则还要什么“开放”呢）。如果一定要把内因和外因在“明智把握”的意义上作一比较，那么改革主要是应对内因的，而开放则主要是应对外因的。正是这种明智把握，作为一种自觉选择才具有了明显的特色。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民主集中制；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政治制度；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等等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是把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因素相提并论或结合起来，实际上却正是中国现代化独创的新内容。
六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正确把握现代化的内因、外因与特色的关系，一方面是由现代化实践对哲学认识论提出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做出的创新示范，它不仅为比较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全国核心期刊），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