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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短短几年，今年广东省政府取消了往年的春节后不准大规模招工的禁令——这个措施是为了缓解春运压力。然而，民工荒成为今年的一景。
有人说，这是其它省市经济发展、中央倾斜农村政策的结果，但是我们不难透过民工荒读出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民工”、“农民工”这样的名称，象拖着小辫的清朝人在我们面前晃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蛋糕做大后，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歧视，还是歧视，犹如印度种族等级社会的“贱民”，他们用血泪换来的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更遑论“利益分配权”、“公平公正”了。
中央提出“社会正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和谐的第一步是观念的和谐，用封建色彩的观念，而不是用“公民社会”的观念，和谐是空谈的。
公民社会，那就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力，构建公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等级社会，是国家和谐发展、长治久安的方向。
相伴着歧视的是利益分配的巨大失衡，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民工平均工资每年增长了6元。
在这一过程，我们政府职能缺位、失位、“政府不作为”，我们以区域GDP作为政绩标准，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唯一标准，以至出现湖南某地“谁阻碍××发展，就让谁××（威胁词语，略）”，民工下跪、拖欠工资、饱受凌辱的种种事情发生。
做经济工作，预测是基本功，我们可以预测项目、可以预测利率，而没有预测“民工”群体的利益分配，没有预测“民工”群体的需求，没有允许“民工”们用手来表达意愿——工会组织被认为是“不稳定因素”。
于是，民工们用脚投票了——民工荒。民工荒应该形成在很早的时候，而不是今年，我们政府的预测能力呢？
打工圣地——东莞的负责人在央视说，这正是好时机，一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比去年提高了120元的月薪标准，二是提高地价，促使东莞产业升级，向高新技术转移。
轻描淡写的背后，是广东省各级政府去广西百色等边少老区招聘劳动力，是我们政府的发展观仍然是原有的经济发展的单一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形成民工荒，而且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产业升级。而且回避了一个事实：在珠三角民工减少10%的同时，长三角民工增加了10%。在管理素质上，长三角的欧美企业在管理规范性、人性化上比珠三角的港台资本企业好得多。
以东莞为例，除了芯片不生产，电脑所有配件在东莞都可以找到，但这不是高新技术，有调查表示，很多大企业的总部纷纷迁往广州、深圳等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原因就是东莞城市化程度不够，用被调查者的话来说，就是东莞工作还可以，生活实在不如广州、深圳。
说到区域发展的产业升级，我们各地地方官员给出的答案就是高新科技，上海一项权威调查表明，在江、浙、沪发展中高科技发展方向的“撞车”高达50%，如软件产业竟达74%的“撞车”，因此上海提出发展“服务”、“文化”等第三产业的思路。
经济上关于“分工”的理论认为，分工是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如何“工业化”、“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从外延的简单升级换代，产业转换，倒不如说应该从内涵，从产品的升级换代开始。
这点起码来可以考虑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珠三角企业给出的几乎都是政府最低工资标准，而长三角企业给出的都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为什么提高工资有的企业可以消化，有的却无法吸收？因为企业产品的技术念量低、附加值低、利润小，我们政府与其考虑把劳动密集型转化升级为高新科技，还不如在企业的产品结构上多些政策倾斜。
而产品的升级换代，必须要有一支庞大的技工队伍，如何形成，这是摆在我们政府面前的又一个题目。今天国家提出给要5亿农民中向城市化转移的进行培训,培训费用是每人800元,但愿这条能够实实在在的落到实处。
一个国家最终的竞争力是人才素质的竞争，这里也包括了技术工人的技术等级和人数。
所以说，透过民工荒，我们应该把社会公正作为又一个生产力要素，通过提高社会管理的智慧和技能，让民工成为“技工”，让迁徙的脚步渐渐驻足在我们新兴的城镇，完成中国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和谐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