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经济学界众说纷纭。大牌经济学家从来都是急先锋，他们在一些场合发表了他们的最新观点。
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出口过高。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连中学生都知道。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和特定逻辑来解释，并且提出自己的药方，这是经济学家的职业要求。
如果只有病因诊断，却没有药方，就不能算合格的经济学家；或者连病因诊断都没有弄清楚，就乱开药方，那只能算是游医神汉巫婆。在中国经济学界，合格的经济学家很少，那些经常抛头露面的经济学家，其实，绝大多数是游医神汉巫婆。
吴敬琏先生一直是我比较敬重的学者之一，但是，对处于转型期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问题，他老人家似乎找不到感觉。
2006年7月24日《中国青年报》以“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增长方式”为题介绍了吴敬琏先生的一个观点——包括内外收支不平衡在内的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增长模式问题。吴敬琏认为，调整利率、汇率等问题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问题得到缓解，但从长期来说，如果不能改变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难解决。我国原来的增长模式主要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最初被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英、美、法等国采用，但到了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这些就转向了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所支撑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带来的后果是，投资不断增加，产能不断增加，但最终消费是萎缩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认识到了这一模式后果的严重性，开始采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增长方式的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根本解决，以至于‘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要改变增长方式。”吴敬琏介绍，用出口导向政策解决内需不足问题，能够在一段时期起作用，但是很快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出口导向政策执行得很好，我国收汇很多，形成了对于本币升值的压力。而与出口导向政策配套的外汇政策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把本币低估，不能让人民币升值。其结果是中央银行介入，收购美元，把人民币压住不升值，维持出口导向政策的运转。
吴敬琏透露，去年央行平均每年（？应该是每天，郑友林注）收购6亿多美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达8亿美元。中央银行每向经济体系注入1元，则通过众多银行的放大效应，流通货币的量将增加数元，这就是货币乘数。现在的货币乘数接近5，这相当于每天货币购买力增加300亿元。目前银行存差（存款与贷款差）达10.5亿元（？应该是10.5万亿，郑友林注）。吴指出，虽然“十一五”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是做起来很难。因为一方面它会影响现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另一个方面，要转变增长方式，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不改体制，只是号召，可能会使一些具体措施与目标背道而驰。”从学理上讲，吴先生的这个分析毫无新意，很多稍有经济学常识的博客都作出了比他的分析更加深刻的分析。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他的这个讲话“摸到了问题的表皮”。
读完这则报导，我们依然不知所云。在这则报道的最后，吴打了一个哑谜：“十一五”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是做起来很难。因为一方面它会影响现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另一个方面，要转变增长方式，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不改体制，只是号召，可能会使一些具体措施与目标背道而驰。”
而后面的内容恰恰是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可是，他却省略了，是有意的呢还是本来就没有答案呢？
笔者暂时没有读到吴先生的相关文章，所以，在这里，我要冒昧请教吴先生几个问题：
1、中国经济应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
2、转变增长方式如何影响到现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谁的利益会受到影响？影响有多深？
3、姑且同意吴敬琏的说法，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什么体制问题？怎么改这个体制？
4、中国经济的资本问题如何解决？
5、如何看待中国土地问题？土地应该资本化吗？
一直被媒体尊为权威经济学家的吴先生对这些问题应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罢。我想，吴敬琏先生如果不对上面的问题给出象样的答案，他的权威性就值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