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房价之中,最被公众诟病的是价格构成中的”灰色成本”,这是违法的政府官员与违法的房地产商相勾结,形成的成本,所谓收益市场化、成本社会消化。
当北京市副市长被双规,房地产几个老总被找去谈话,什么什么系股票开始下跌,天津广东都有土地官员被双规的报道。
在房价的敏感时期,在药品杀人事件接连不断发生,在垄断侵犯私人利益的时候,在矿难不止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应该怎么致富？全社会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财富观。
对于一些人来说怎样致富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一个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大问题。我们知道没有创造价值的财富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就会导致“泡沫经济”，就会导致东南亚国家一样的金融危机。中国改革开放20年，造就了许多富人，探求其致富之道，可以发现有许多人赚的是制度不完善的钱。走私、逃税、骗汇、欠帐不还、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国有资产流失、公文倒卖、土地批租……在一些企业经营者眼里“贷到款、股市套到钱、批到地就是盈利”，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经营秘诀，或者说一些变相的集资经营手段成为快速致富的秘诀，如贵族学校热、庄园热、楼花热、上市热……这一个个“热”的后面会使许多人致富，会使将来到期债务清偿再出现一个个公告，为我们的经济埋下一个个定时炸弹。
这时我们可以想起“勤劳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勤劳”能致大富吗？“一部分人”是否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游戏规则”模糊时，人们遵循的是“丛林法则”，遵循的是巧取豪夺。
１８９９年，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出版《有闲阶级论》，批判掠夺式的致富方法，认为在一个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社会里，不可能尊重人类劳动。克里斯托尔也说：“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道义上的标准。”我们注意到现在不少经济学家纷纷把目光投向经济伦理，有道德自觉的专家学者就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与经济发展著书立说，经济伦理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秩序问题，经济竞争的公平、公开、公正必须贯穿其中，否则，经济发展的无序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新一轮改革，我们提出了效益、自由和公正三条原则作为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社会的正义，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点。
日本有经济学家极端地讲中国没有企业，为什么？就是指中国企业不少不是按照企业规律办企业，很少讲投入产出，如果讲那就是在利用权力方面。如可以用小量的贿赂在A省进行贷款，投入B省一点，再捐助一点，获得许多光环，然后在B省大量贷款，借我们银行制度的漏洞，大肆侵吞，他根本不顾也不会管投资的经济效益，这样的企业只是一个“套”，完全失去企业本来的面目；中国银行贷款呆帐高企，主要原因就是贷款企业的经济效益差或者说是经营者普遍的经营水平需要提高，应该去投资的资金被作为“投机资金”，资金的风险性无形就增加了，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很快就会成为银行风险。
致富方式的掠夺式，使市场资源配置信号紊乱，资源配置错误，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出现的不可能，在中国有钱就可以让媒介称为“企业家”，我们看见一个个所谓企业家“东窗事发“或者”欠帐不还“，着实令人震惊。国企的亏损很多就是缺乏企业家或缺乏企业家精神。中国似乎需要的是会钻营有关系的人才，而不是以企业经营为己任的企业家。微观经济的这种局面使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使转变步履维艰。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张维迎在读书时候就喜欢在经济学搞创造发明)提出一个绝对的命题“钱是奖章”，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就是“怎么使钱成为奖章”，也就是怎样致富？否则那不是“苍蝇也是肉吗？”，在左的思想下邓公“猫论”功不可没，今天提出“八荣八耻”实际上就是在强化法制的同时，提出道德的规范。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不顾及公平，效率只能是短期的。经济制度的制定是政府产出的主要“产品”，一个成功的政府就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哈耶克指出，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需要以一个中央权威当局来分配所有的资源，以及所有的人被告知做什么与目的何在为前提”。
分析和讨论公正概念。这是目前国人最感困惑最感混乱的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从而知道在当前，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放弃什么，承受什么，抗拒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种现实的力量去促进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