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提出了效益、自由和公正三条原则作为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
当某市副市长被双规,接着房地产几个老总被找去,什么什么系似乎要出问题了,在房价的敏感时期,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怎么致富？
对于一些人来说怎样致富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大问题。我们知道，没有创造价值的财富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就会导致“泡沫经济”，就会导致东南亚国家一样的金融危机。
中国二十年经济发展迅速，造就了许多富人，探求他们的致富之道，你可以发现有许多人是赚的是制度不完善的钱！走私、逃税、骗汇、欠帐不还、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国有资产流失……在一些企业经营者眼里“贷到款就是盈利”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经营秘诀，或者说一些变相的集资经营手段成为快速致富的秘诀，如贵族学校热、庄园热、楼花热、上市热……这一个个“热”的后面会使许多人致富，会使将来到期债务清偿再出现一个个公告，为我们的经济埋下一个个定时炸弹。
这时我们可以想起“勤劳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勤劳”能致大富吗？“一部分人”是否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游戏规则”模糊时，人们遵循的是“丛林法则”，遵循的是巧取豪夺。
１８９９年，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出版《有闲阶级论》，批判掠夺式的致富方法，认为在一个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社会里，不可能尊重人类劳动。克里斯托尔也说：“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道义上的标准。”
我们注意到现在不少经济学家纷纷把目光投向经济伦理，厉以宁、茅于轼、何清涟等就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与经济发展著书立说，经济伦理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秩序问题，经济竞争的公平、公开、公正必须贯穿其中，否则，经济发展的无序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有经济学家极端地讲中国没有企业，为什么？就是指中国企业不少不是按照企业规律办企业，很少讲投入产出，如果讲那就是在利用权力方面。如某港商可以用小量的贿赂在外省进行贷款，投入广东一点，再捐助一点，获得许多光环，然后在广东大量贷款，借我们银行制度的漏洞，大肆侵吞，他根本不顾也不会管理投资的经济效益，这样的企业只是一个“套”，完全失去企业本来的面目；中国银行贷款呆帐高企，主要原因就是贷款企业的经济效益差或者说是经营者思想里的“欠帐不还天经地意”，应该去投资的资金被作为“投机资金”，资金的风险性无形就增加了，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很快就会成为银行风险。
致富方式的掠夺式，使市场资源配置信号紊乱，资源配置错误，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出现的不可能，在中国有钱就可以让媒介称为“企业家”，我们看见一个个所谓企业家欠帐不还，”东窗事发”,着实令人震惊。国企的亏损很多就是缺乏企业家或缺乏企业家精神。中国似乎需要的是会钻营有关系的人才，而不是以企业经营为己任的企业家。微观经济的这种局面使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使转变步履维艰。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陕北孩子张维迎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候就在经济学搞创造发明)提出一个绝对的命题“钱是奖章”，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就是“怎么使钱成为奖章”，也就是怎样致富？公平与效率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不顾及公平，效率只能是短期的。经济制度的制定是政府产出的主要“产品”，一个成功的政府就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哈耶克指出，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需要以一个中央权威当局来分配所有的资源，以及所有的人被告知做什么与目的何在为前提”。
分析和讨论公正概念。这是目前国人最感困惑最感混乱的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从而知道在当前，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放弃什么，承受什么，抗拒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种现实的力量去促进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