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眼下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继续拉大的根源是什么，究竟谁应当为这种现状负上责任？说法众多，纷纭杂陈。
有人说，这是城乡差距引起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并在改革与发展中继续存在，确实成为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的一个根源，构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方面。但是，城乡的贫富差距不等于整体上的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局部不是整体，这是不言自明的。资本家的富与打工者的穷与此无关，贪官的富与平民的穷与此无关，东部的富与西部的穷也与此无关。
有人说，这是垄断造成的。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正在成为社会发泄对不公平的靶子，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无论自己怎样辩解都难为其它行业所体谅。垄断，确实造成了不公，确实成为拉大了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但是，行业的收入差距并不等于整体贫富差距。如果藉此而得出结论，难免不犯方法论上的错误。
有人说，这是腐败造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我们主要是指权钱交易，是指权力资本介入经济生活。同样，腐败造成的，是一小撮腐败份子的富裕，它的掠夺酿成社会成员的贫穷在整体上是有限的。当然，腐败带来的整体上重大决策失误，可能引发的整体的两极分化，但在这里腐败扮演的是帮凶，而非主角。
有人说，这是经济改革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这种差距是政策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既然如此，就应当回答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控制它的差距？如果说这种差距会再延伸5－10年，那岂不等于说目前的贫富差距还不够，究竟多少才够用呢？这种回答事实上是说，是改革造成了当前的贫富差距。有人本应证明这种差距不是改革的错，却证明了这恰好是改革的副产品。真是帮倒忙。
也有人直接了当地说，这就是改革的错。改革造成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改革并没有以两极分化为目标。恰好，两极分化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要避免的，要克服的。简单地指责改革本身，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
其实，深层地观察与思考我们会发现，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着本质变化：从过去单一按劳分配变为多元化分配。按劳分配不再是经济社会的通则，“三位一体公式”即多元化分配才是通则。当然，过去实行的按劳分配还并不是马克思曾经所设想的那种状况，这是因为马克思所给出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社会条件，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前苏联，都远远没有达到。在那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积累与消费的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第二级分配关系。我们在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在一个制度建设同样有限的环境中，勉为其难地按劳分配，实际上变了形，这种变了形的按劳分配更倾向于平均主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后果，是经济低效益。这在改革前表现得很充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改革形成的多元化分配格局，是生产三要素即劳动、资本与土地共同拥有对生产成果的索取权、分配权。那末，在这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劳动、资本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第二级分配关系是：在劳动者范围内，自然是地道的按劳分配，要么是计件工资，要么是计时工资，都直接与你的劳动付出挂钩；在资本范围（包括以土地等实物投资）都一概是按资分配。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调节着资本的获益，等资等利，同股同权。所谓多元化分配，就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并行，就是不同生产要素取得成果索取权的分配。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即原生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导致着当今中国改革前后财富重新分布，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制度性的改变，是深层的根源。
按这个思路前行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分配不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最根本的不公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不公；其次才是行业之间、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公。前者导致的结果是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之间的此厚彼薄。
基此我们即可指出，要改变中国目前分配不公，要缩小贫富差距，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劳动关系，必须从分配制度入手，从而必须从原生生产关系入手，否则就分配调分配，舍本求末，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许多人都忽视了，不同阶层致富时站据地位大不相同，手上操的家伙更不相同。大多先富者摇身变为资本家，他们现在是用钱生钱，甚至用银行的钱、公家的钱、他人的钱为自己生私钱，后来者居然还只是用劳动挣钱。反躬自问：你操什么家伙捞钱？人家都用上了“大杀器”，你还是“小米加步枪”甚至还是“红缨枪”，那么想不贫富分化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