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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关于中国出现经济民族主义的话题突然升温。始作俑者是美国商务部次长雷文凯（Franklin Lavin）。他于7月31日在北京对一些美国公司主管发表讲话时称，对中国可能会放慢经济改革步伐表示关注。他谈到，中国现在有人提出限制外国投资，在科技领域鼓励自主研发，设定中国的技术标准等等。雷文凯担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有可能会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和干预主义。
雷文凯的说法显然是在向中国“施压”，他特别提到中国在3G标准上推行自己的标准，相信也有为外资游说的成分。既然这是在为美国企业说话，我们似乎可以不加理会。
然而，完全忽略外界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完全可以冷静地自问：中国是不是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如果这种倾向扩大，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反思这些问题，可能对中国当前的决策更有益处。
毫无疑问，任何国家在经济政策过程都会有一些保护、限制，美国最近在这方面表现得就非常明显，包括美国对一些大企业的保护，对外资收购美国企业的保护等等。然而，即使如此，世界上恐怕也很少有人把美国看成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市场，美国仍然是一个开放度很高、透明、规范的市场，也因此从全球吸引资本投入其中。简言之，美国市场的开放和规范是根本，禁止和限制是个案。
再来看中国。中国28年来的改革过程，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在体制未做根本性转型的情况下，完成了经济体系向市场化的巨大转型。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是带动了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开放。就连一些挑剔的发达国家也承认，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基本上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如开放金融、零售和服务业市场。开放带给中国的好处是明显的。
为什么中国当前会出现经济民族主义的迹象？正如我们过去分析，中国多年改革开放中积累下来的众多问题，在近年开始集中释放，这引发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不满反映在社会舆论中，则成为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表现出对改革的反思，对开放、对外资的排斥。这种思潮在经济领域、在市场上，稍加利用就会成为攻击对外开放的工具。这是当前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土壤。
经济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是排斥外资的，但中国仍需要开放，也必须开放，这是我们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增长来看，以中国每年吸引6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来计，如果拒绝这些外资，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将会塌陷掉一大块。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现存的不少体制问题，还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这也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国内在市场制度建设和经济体制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禁入、不公平竞争、非国民待遇等。这些体制和机制问题，保护的只是一些特殊集团的利益，如果这些利益团体也打出经济民族主义这杆大旗来反外资，那将是很危险的事。
必须弄清的是，开放不仅仅是外资的需要，更是中国自身的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如果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开放将是有害的。至于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从市场制度建设角度来完善。对于政策部门而言，我们可以限制某个外资企业，限制某一类并购行为，甚至建立自己的行业或技术标准，但这都应该只是个案，进行的是“合理”限制。但对中国的整体市场而言，中国应该保持对外开放的整体形象，并且逐步规范和完善市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