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与国务院领导多次高调表示,将加强与完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控制高耗能及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同时,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一致,搞好宏观调控。可以认为,中央近期对宏观调控进行了最高级别的政治动员,下一步将按既定策略推动,尤其是看地方如何落实中央政策。
在宏观调控政策部署停当之后,下一步中央的政策重点将转向何处?其实重点并不是新的,还是老问题――深化改革。
有关消息显示,中央领导层方面已经把注意力放到改革之上,要求在多项引起民众关注的、具争议性的领域,加快推动改革。据透露,按照领导层的要求,部分领域的改革要在今年秋天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拿出改革方案,并在明年的“十七大”之前,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以回应民众的诉求。
从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看,改革的大帽子仍然是两年前就已强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这一主题之下,排上日程表的改革有:事业单位改革、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医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更具体的行业性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电力体制的改革、铁路体制改革等。
实际上,这些改革任务并不是新启动的――不是已推出实施多年而未获认可,就是改革陷于胶着状态,或是被认为正要攻克的“瓶颈”。其中也有一些是重新布局的,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过去的改革基本有两种模式,即早期的体制改革模式,即由体改部门直接拟定方案,由部门去推动;后期的部门包办模式,即改革方案制定和推动,均由主管部门负责。正因为大部分改革是“梅开二度”,中央又要求改革取得实效,因而对下一轮改革的方式,中央决定加以调整,即由中央统一部署、国务院直接领导。
据了解,新的推动模式是,重点的改革,在国务院主管副总理或国务委员直接主持下,成立专门的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将涉及的部门纳入,再由部门来确定方案和强力推动。如医疗体制改革将由副总理吴仪主持,成立医改领导小组,再将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等所有相关部门纳入。
再以金融体制为例,改革虽不像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一样为人诟病,但也已到前进“胶着期”。一方面银行、银监、保险、证券各据山头,不利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另一方面民间对金融体的积弊和新症,反映开始强烈,前者如股市的问题,后者如银行收费的问题。据称,在黄菊副总理的主持下,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将在年尾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以加强协调为基调实施改革。
值得肯定的是,在市场与社会问题逐渐累积的时候,以改革来推动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是正确的思路。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外开放,但更重要的则是在消化前期开放成果的同时,加大内部改革,为进一步的开放创造基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动改革是极为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