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唤起工农同心干:革命就是过上好日子(1)



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红色管理》

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

革命就是过上好日子

aihuau.com

代表大多数人根本利益

 

  一九三一年春,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写下过下面一首词。我把它抄在下面: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词写得很好,我最感兴趣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面对围剿,充满豪情不说,而且令人兴奋。打仗并不可怕,军民团结,胜利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在这首词里面可以找到一种心情,那是生活在共同愿景之下的心情。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那是夺取政权的重要资源。

 仔细翻翻共产党的发展史,处处都可以看见人民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历尽艰辛才获得最后的胜利的,但是红军的精神却一直是高昂而且激动的。他们在不断地生长,庄严而且烂漫,那样的组织是多么令人向往!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甘愿与红军共进退的工农群众,对红军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们在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非常高的。他们之所以被召唤起来共同战斗,是因为被压迫太久,他们知道红军是来解放他们的,于是他们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加入战斗的。既然革命战争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是没理由不努力的。那个时候,在群众眼里红军的形象是高大的,身上有着神圣的光圈,而在红军眼里群众是亲切的,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威宁,足迹遍及板底、结里等30个乡镇,所到之处,都有宣传革命真理的标语,都有“打富济贫”的革命行动。

  1936年3月4日,红军一部为试探驻威滇军虚实,进至板底和结里。在大街小学的墙上,红军写有“青年学生只有参加红军才是真正的出路”“苏维埃和红军是抗日的先锋”、“打倒蒋介石”等革命标语。

  红军还在民众的墙上写出“打大户,分田地,打官僚,分仓库”的标语,并把土豪的粮食分给穷人。

  住在农民杨国清家的红军,吃了他家两升大米和一些猪油,就付给三块五角银元,贫寒的彝族妇女王阿戈,还得到了红军送给的包头帕。病在家中的老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送饭来吃。在辅处,天桥、兴隆等地,财主管培生、赵清和等早已闻风而逃,红军将他们的浮财分给穷人。

  3月16日,红军离开兴隆厂后,苗族罗伯亚米发现家里有一

碗红色小豆,时逢春播季节,便拿到地里种下,到了秋天获得好收成。年复一年,种者越来越多,产量很高。小豆为红色,又是红军送的,因而人们称它为“红军豆”,直到现在还在种、还在吃。

  红军在得胜坡,见农民马杨八太贫寒。就拉一匹军马送他。事后,地主刘朝来强逼,企图霸占,群众机智顽强的斗争,才给马杨八保住了这匹红军马。3月19日,红军到麻乍,贫农赵敢生,借粮招待红军,舂5升谷子做饭给红军吃。行前,红军要付钱,他死活不肯收,红军硬要送他一匹红沙马,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以后他牢记红军情,精心饲养红军马,现已繁殖第五代。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发动了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很独特的,与历代革命者都不相同的是,在共产党心里,群众不是愚昧不堪的奴隶,群众是艰苦的,是被压迫的,最重要的是,群众是可以依靠的,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具有力量的,并且他们只要被领导得当是可以自我解救的。当我们想到共产党人当年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那是需要怎样卓识的眼光啊!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到达文家市,随后,一团二团也进入了文家市。他们在文家市烧了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同时,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并根据分工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一副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宣传标语。

  这副宣传标语,是目前我国保存完整的第一个也是红军第一次写出来的宣传标语。它说出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写出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

  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并支持革命,才能成功。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

  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进一步地进行了阐发。

  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为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完整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规定无代价没收一切土地归公有,分给农民使用。这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项土地政策。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后,于4月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时又规定中农是同盟者,并要争取富农中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土地没收的对象是一切出租的田地山林和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土地的分配政策是以乡为单

位,在原耕土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的平均分配方法。不久,闽西根据地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分配办法。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召开会议,批判了阻碍土地革命的错误倾向,加快了赣南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步伐。除上述井冈山、闽西、赣南几个地区外,其他如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至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解决了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改变了过去土地国有、农民使用、禁止买卖的原则,变为土地一经分定,即为农民私有,租借买卖任其自由。至此,对于土地革命中没收对象、分配原则和方法、阶级路线和分配后土地所有权等问题,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规定,基本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  

 《论持久战》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共产党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教农民进行民主选举,那时,农民用投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民主启蒙。五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共产党让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打鬼子、闹革命,成为充满理想的革命分

子,也带给中国农村社会新面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从4万发展到战后的120万人,其根本原因是共产党取得了农民的信任,他们中有的人发展成为王二小那样的典型,信任成为一种信仰。那时,晋察冀边区一份报纸一次就登了5个王二小式小英雄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是任何其他政党无法做到的,这是一种了不起从普通大众所获得的组织发展的动力,值得总结。红色管理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唤起工农日心干”,关键在于实现了组织的共同愿景。

 1.让每一个成员都看得见感受得到愿景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用什么感召自己的组织成员?换句话说,干革命有什么好处?中国共产党的答案:革命就是穷人过上好日子。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耕者无其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也响亮提出“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欲实现的也是“耕者有其田”。但是惟一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振奋人心的口号之一,这一口号及其纲领、路线执行的结果振奋了一代人跟随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2.让组织愿景体现大多数人的愿望。

 《红色管理》--唤起工农同心干:革命就是过上好日子(1)
 我们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愿景设立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她的愿景不仅在组织内部得到了统一,在组织外部,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也就是说,她不仅在组织内实现了统一,还把组织的共同愿景与群众的愿景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组织的愿景中体现出大多数群众的意愿,从而使组织的愿景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个党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个党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让组织愿景体现大多数人的愿望,一直是世界优秀公司的成功秘密之一。

  “我要让我的工人买得起T型车。”——亨利·福特(1863~1947)这一伟大愿景,导致他重新定义工人工资的价值,亨利·福特认为:

  “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始向其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工

资。由于当时流行的工资在每天2~3美元之间,所以福特的工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求职者在福特汽车工厂外排起了长队,希望获得这样的工作机会。

  这位汽车巨头还宣布福特汽车公司要改变两班倒、每班9小时的工作制度,而将实行昼夜工作、三班倒、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度。这将多提供几千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这项新计划的另一方面规定任何人都不会被随意解雇,除非证明他是不忠诚或是工作效率不高者。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部门工作不好可以给予在工作另一部门好好工作的机会。

  在福特宣布新计划的时候,一位福特公司的代表说:“我们相信,社会公道在国内开始了。我们要让那些帮助我们产生这一伟大制度并保持它的那些人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成果。”

  从此,美国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再是仅能维持生计,而劳资关系一步步包括了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不久美国诞生了一个新阶级——中产阶级,从此美国不再是只有富人和穷人,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富裕的国家。

 3.实现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统一。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共同意象或景象,创造的是万众一心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的全面活动中,使不同的活动融合起来。个人愿景的力量是源自一个人对愿景的深度关切,而共同愿景的力量是源自共同的关切。当这两种关切统一在一起时,组织就实现了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统一。这种统一达到的是“上下同欲”的成效,其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是管理学所说的“协同的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使全国四万万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奋力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汇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只是包括自己的党员和自己领导的军队,但是共同愿景让工农群众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的力量,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是革命的重要方式,因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党员大都来自人民群众。

 所以,共同愿景是中国共产党赋予崭新内涵的一个具有先进思想定义的红色管理术语。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很多企业制订了共同愿景,但这种愿景只是该企业对自己目标的追求,它并没有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企业顾客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一句话,当你忘记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忘记你。

 共同愿景是一面旗帜,它会唤起人们的希望。共同愿景的生命力来自它的每一个细节。比如中国共产党树立的旗帜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愿景,组织必须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段,设立具体的更有感召力的愿景,在每一个山头插上一个旗帜: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告诉农民,要分土地了;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告诉人民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夺回自己的家园,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告诉人们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我们还要走的路是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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